论“单独二孩”之立法思考

单独二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需要通过立法活动来推行和实施。本文在探讨单独二孩立法的依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单独二孩立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单独二孩立法的完善措施。     

立法目的的历史性变革——从“立法治民”传统到“立法为民”原则的确立

中华大地早期国家"立法设刑"的目的是"治民",统治者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民众是被治理的对象,法律则是治民的工具。在儒、法两家为主的先秦时期统治指导理论中,上述理念都是一致的。虽然自先秦以来,"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据有一席之地,但即便是一直主张"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儒家,也从未认为民众不是居于受"治"的非主体地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时的策略和手段,这种形成定势的传统思维作为历史积淀对新中国的法治进程一直发挥着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坚持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本质上不同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将"立法为民"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性原则,写入了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确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确立了以"立法为民"作为立法目的这一新时代的新思维,完成了立法目的历史性大变革,在中国法治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必将发挥重大的现实作用。     

“刑”与“民”的博弈与共融——诉讼欺诈侵财的定性及法律规制模式之立法选择

目前,法律界对"诉讼欺诈"的研究呈现三个特点:(1)对于诉讼欺诈的概念,中外学者的看法不一,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统一的定义;(2)刑事法律研究同民事法律研究的对立分离;(3)立法研究和司法研究的不明晰。本文认为,诉讼欺诈属于新生法律现象,既危害了司法的权威公信,又侵犯了私法上的财产秩序。对该类行为之定性规制,应从法治整体予以把握,尤其是要解决刑法规范调整和民法规范调整之间的分工与协调。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及其实践——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立法为中心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变革性"立法模式和"自治性"立法模式的结合体,是统筹"立法先行"和"试错先行"的较优安排。在欧盟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立法实践中,这种立法模式得到了成功运用并表现出较大优势。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其长处的发挥和其弊端的弥补,无不具体反映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条例(试行)专家建议稿》的立法模式、体系结构和内容目标等具体要素上。这必将为今后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反倾销立法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探讨

在反倾销案件中，“非市场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出口企业。美欧在反倾销中实施的替代国制度，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和不合理性。本文从市场经济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非市场地位的产生和演变出发，结合相关案例，对美欧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进行了一定评介，并提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     

“反对刑讯”的深层逻辑

尽管现今大多数人对刑讯形成了一定的是非性判断,但对于反对刑讯的深层逻辑却是知之甚少的,于是出现了有条件的容忍和接受的情况。如此一来,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永远都得不到根本的尊重和绝对的维护。一个国家要想长久维系,就必须确保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在这里不存在任何效用计算的可能。     

“命案必破”辨思

公安部自2004年提出“命案必破”号召至今，期间几次重中其重要性与坚持的决心。地方公安机关也纷纷采取措施响应该号召，力求实现这一目标。实践表明，命案必破确在命案本身的侦破上；另一方面在带动其他案件的侦破以及提高打击刑事犯罪的整体能力上体现出了积极效果。命案的侦破不能逾越认识规律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两个界限，否则“命案必破”号召的初衷将难以实现。     

破解“执行难”之立法探析

司法权威的树立有赖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院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损害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执行难”是各级法院特别是广大基层法院面临的共同难题,破解“执行难”顽疾需要“内外兼修”、在加强执行队伍建设的同时,建立健全执行程序相关法规将改变执行由法院单打独斗的格局,使被执行人由被动履行义务转为...     

行政处罚权下放：从“悬浮式治理”到“嵌入式治理”的逻辑理路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层治理往往处于“权责不对等”的悬浮状态。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权下放的内容为乡镇政府、街道办执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通过赋权下沉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行政处罚权下放所倡导的“嵌入式治理”既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改革的要求,也回应了基层政府的迫切需要。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内在逻辑和制度逻辑四重维度对行政处罚权下放进行分析,以期阐释通过行政处罚权下放解决“悬浮式治理”困境的逻辑基础和历史必然,并找出从“悬浮式治理”向“嵌入式治理”转变的可行之路。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立法之隙——谁为“官家打手”们开了“绿色通道”

毫无疑问,每起冤案都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结果.从已经披露的佘祥林案、李久明案、杜培武案以及其他相关案件看莫不如此.     

网民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对策探析

"群体极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巨变或危机时期。在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并不期望有一些极端言论或行为的产生。网络的飞速发展,使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而网络舆论的主体——网民的"群体极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它很有可能扩散到现实生活中来,引起某些过激行为的发生,十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安宁。但是,目前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对它的关注都还不够,所以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急迫。本文通过详细分析,指出了导致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及政策建议。     

我国刑事案件“异地管辖”模式探析

刑事案件的异地管辖模式突破了刑事诉讼法对本地管辖的原则性规定,改由异地侦查、起诉或者审判机关实施管辖,目的在于消除本地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对案件审理公正性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在关于辩护人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关的选择上明确规定由异地侦查机关实施侦查,开创了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异地管辖模式的首次明确规定。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异地管辖模式在其他种类案件的适用方面做出原则性、一般性的规定,各地的司法实践标准不一致。同时,异地管辖模式的实施伴随着司法成本的提高、诉讼效率的降低和公民旁听权的侵害等等问题。因此,异地管辖模式必然在未来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行政立法之“门”日益向公众敞开

国务院法制办近年来积极探索建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等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政府立法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坚持开门立法，问计于民，不断推进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立法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大大增强，政府立法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刑事诉讼立法应摆脱“崇高”

“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 ——贝卡里亚     

“红头文件”违法之原因及对策论析

违法“红头文件”常以法律之名行干扰法律实施之实,已成为影响法制统一的一大隐患。违法“红头文件”泛滥主要是人治思想的体现,监督机关预防和纠正不力、行政复议范围的狭窄以及司法上无救济途径等诸多原因,使行政相对人面对违法“红头文件”的侵害有苦难言,在一定程度上又放纵了“红头文件”对法律的恣意冲突。本文试通过对“红头文件”违法原因的分析,找出相关法律对策,以期能对这一抽象行政行为走出困境有所助益。     

“裁执一体化”财产保全的逻辑与改革

财产保全裁执一体化程序操作模式的直接目的是有效查控财产保全对象。裁执一体化模式更加侧重于审理财产保全案件有无执行到位的可能性,财产保全立案、审判、执行程序的结构也因此更为密切和集中。裁执一体化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契合既有的制度条件,也能够对个案处理表现出一定的调适性,但所形成的财产保全制度低水平均衡运行状态仍然必须打破。技术革新与司法体制改革形成了打破低水平均衡状态、改革裁执一体化模式的外部条件。通过合理界定法院内设机构的职能和人员的权责分工,拓展财产信息查明途径以及充实财产保全案件审理的正当性基础,可以促进财产保全制度司法实践向规范目的回归。     

“别籍异财”之禁的文化解读

法律 ,尤其是古代法 ,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 ,只是一种非常专门化的制度。① 它实是能够全面反映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传统的研究范式对法律制度的界定过于狭隘 ,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传统正式法典、法规的描述。所以 ,它的解释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从而无法呈现中国传统法制的整体面貌。尽管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摆脱情境的制约 ,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总是无聊的学术游戏。“合理的解释是富有创造力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② 对中国古代“别籍异财”之禁这一法律制度的创制 ,我们必须在…     

台上爱“民”如“子”台下爱“钱”如“命”

“口口声声为人民，一心一意谋权利”，这是张廷登的“两面人生”在他成为阶下囚后的完整呈现。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立法工作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 ,从立法宗旨、立法原则、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的立法工作。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法律是按人民的意志制定的。政府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意志办事。政府立法要体现行政公正、行政公开和行政效率的原则。政府行为只有公正 ,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行政立法中必须明确法律责任、建立监督机制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