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探析

本文从高校自主权的构成和高校自主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的角度,论证了高校自主权所具有的混合权力(利)性质,其法律性质的主要特征是社会权力,并从高校职能划分的角度,把高校自主权划分为教育教学自主权、科研自主权和服务社会自主权,指出了三者在法律性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论分权、法治的宏观调控

对“宏观调控”概念的界定,决定了宏观调控法制建构的差异。宏观调控应当遵循“分权”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和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调控权的合理划分,是有效分权的基本条件。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但是通过具体立法“固定规则”是不可行的,关键是对宏观调控主体适当赋权,由其根据形势和调控目标“相机抉择”或自由裁量,并将其纳入问责体系,凡宏观调控决策或行为超出合理专业判断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人就应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国家紧急权力”规范约束的法治逻辑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行使权限等权力规约问题带入公众视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国家紧急权力"启动条件的严格限定及《戒严法》规范内容无法统摄"国家紧急权力"的全部内涵、《突发事件应对法》规范体系不能对"国家紧急权力"实现"通约"约束的法律现状,表明现行法律体系对"国家紧急权力"约束无力。以"专门法"的形式构建"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内规范体系;以宪法为统帅,以"专门法"为支撑,以其他相关法律为依托,构建"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外规范约束体系。共同形成对"国家紧急权力"规范约束完整的法治逻辑样态,能够弥补现行法律体系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规范缺失,为"国家紧急权力"行使指挥权、决策权、动员权提供法律依据,为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实现对"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依法监督,提升"国家紧急权力"的"治权"功效,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解读“高校法治”,保障高校和谐与稳定

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拉开了高教领域法治的序幕,依法治校的实践成如火如荼之势。为实现高校的和谐与稳定,"高校法治"提供了一种理论维度的反思,实现了现实问题的学术化。现行研究存在混淆"高校法治"与"依法治校"、高校法治万能论及价值立场的忽视三种理论误区。只有合理地解析高校法治的内涵才能正本清源、消除歧见,完善高校法治的制度体系。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规权之路

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是指这种自主权在法律上公、私属性的界定。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体制改革使我国高校走向"法人化"成为现实,我国高校客观上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设置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承载着复杂的"法律内象"。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地方经济法治

地方经济法治是地方经济的法治化,属于法治和地方法治的下位概念.分权理论和法治的地方性是地方法治的两个支点.构建地方经济法治应秉承以地方分权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理念,具体表现为四个基本原则:保证分权体制的科学性与法治化,保障、促进并创新地方经济权力,剩余权力归地方,分权需以地方民主和必要的中央集权为基础和保障.地方经济法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巩固并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论纲：逻辑、困境及对策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势在必行,其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演进趋势,又契合国家发展的战略趋势,同时切合社会需求的现实趋势,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客观上要实现数字、法治及政府三者的有机融合,主观上要经历两个阶段的思维跃迁。通过基本价值、公众权利、政治学三个维度的剖析,发现上述困境背后蕴含着价值冲突、权利悖论、治理张力等法理症结。对此,应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治理实践、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三方面着手应对,以保障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稳致远。     

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

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并把这种理性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具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群际关系是培育法治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法治整体化范畴的认知和社会性自我归类意识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关键所在,培育人们的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思维与法治观念和理性的法治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实践展开方式。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新形势下高校法治建设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2012年11月,教育部以教政法[2012]9号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法治社会在高校的具体体现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依法治校和依法治教工作,本文拟从分析当前高校法治建设面临的困难入手,提出做好高校法治建设的具体对策.     

“政府法治论”的时代价值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法治论”通过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其所涵盖的五个方面与当下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政府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理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明晰法治政府内涵的方向指引、立法规制与行政自制相结合的路径选择、行政程序与救济程序顺畅衔接的程序保障三个方面.     

浅论行政许可与高校自治的关系

我国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着改革,不断地对高校放权还权,一步一步地改变了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多的局面。本文认为对于高校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可以从教育行政审批的改革历程和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演进两方面内容来演绎行政许可与高校自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尝试挖掘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从“人治”与“法治”的博弈看高校法治

从"人治"与"法治"的博弈看,依法治国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打破"人治"的束缚来实现社会的和谐,那么依法治校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人治"的魔障来实现校园的和谐。然而高校如何有效"法治"还是一项长期、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