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提出表明中西之争到了高级的、成熟的阶段,即构建关于法治理解的多元性世界观,而不只是西方法治理论一家独大。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一方面要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对中国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还在于立基于中国法治实践反思性地创建本土的法治话语体系,这是时代向中国法律人提出的思想性任务。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世界层面上争夺法治话语权,为法治的世界概念注入中国元素。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分裂及其意义

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是在世界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世界现代性哲学话语充满困境的氛围中,中国的法学话语也处于分裂的境地。当代中国法学话语的分裂,一方面对中国现代性的法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长此以往,也将阻遏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民生"的话语分析:基于历史比较

通过分析和比较发现,由于存在现代法律话语和纯粹政治话语两种话语体系的差异,导致1956-1957年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对民生的性质、民生的主体及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有着不同的认识,而这些不同认识将影响民生实践本身.     

论1949年后的中国话语态势问题

在现时代,构建中国话语的本质是在中西方关系中恢复并强化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新中国建立,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进入重新整理和重新构建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苏化形式下的特殊西化(1949—1963),中国话语呈低位运行;第二阶段:封闭半封闭式状态(1963—1978),中国话语呈高位运行;第三阶段:全面开放时期(1978—2012),中国话语呈双层运行,现象上显示为低位运行;第四阶段: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2012年以来),中国话语呈高位运行。中国话语问题具有复杂性:中国话语本身并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不能认为中国话语是一个越多越好或者越纯越好的问题。中国话语的构建,必须继续睁开眼睛看世界,看看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改     

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

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垄断结构的一种工具与修辞.目前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用了现代性的话语,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现代性子话语和机制的法律/法治往往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强权主体精心建构以掩饰其与掠夺之间的关系,而为一种更高程度的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欧美的法律无疑具有正义与邪恶两方面的功能.在对法治的积极因素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与鼓吹之同时,对法治的阴暗面进行彻底的暴露与批判能将其从掠夺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驾驭与调控这个业已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失控世界的有效工具.通过客观描述帝国主义对历史与当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似乎早已为宏大的“政治正确”话语所遮蔽的法治的负面样态,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对全球化的政治意涵以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的可能.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是对建国初基本话语规范的突破和发展,它经历了萌芽期、萌芽后的阻遏期、萌芽后的发展期以及全面形成和定型期四个阶段.     

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麦尔维尔《抄写员巴特比》中权力运行机制解析

本文运用福柯的监狱理论来解读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以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这一意像在文中的隐喻来探讨以叙述者老律师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强势话语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以主人公巴特比所代表的弱势群体以其特殊方式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为了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巴特比的反抗强势话语必然遭到国家机器的暴力惩罚。     

中国人权研究的主体性觉醒与省思:1978—2018

从1978到2018年，中国人权研究从“姓资姓社之争”到“人权属性之争”“人权主体之争”“人权首要内容之争”“主权与人权之争”，在“批判西方”中逐步走向“对话西方”；进而到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和话语的自主塑造。这是人权研究逐步摆脱阶级话语，克服中西话语对抗，艰难确立中国人权研究主体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也是人权研究“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语式和研究方法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今后的人权研究仍要极力关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相互交织；“引介移植”与“自主塑造”的辩证；抽象演绎与具体人权研究互为犄角；人权话语与叙事研究的创新。     

《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

《印度之行》里，不同的种族、性别、政治和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的理论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知识与话语、规训与身体等方面分析文本里所隐含父权殖民社会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权力对个体的腐蚀，展示权力客体对规训进行的反抗以及新话语在抵制抗衡中产生，从而重新解读福斯特作品。     

欧洲女翻译家宣言——玛格丽特·泰勒对赞助修辞的颠覆性解构

在《〈骑士伟迹之镜〉译者序》中,玛格丽特·泰勒对权力阶层强加于作为他者存在的非权力阶层的赞助修辞、尤其是对该修辞所遵循的自贬—请求—报效的逻辑,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研究其颠覆性本质、特征和意义,将为我国翻译界研究文艺复兴之初的欧洲女性翻译家的创作状况,以及欧洲女性翻译写作话语权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参考。     

歧义与沟通:法律语境论

站在哲学和人类学的高度 ,从语境论分析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理解所造成的差异或歧义 ,着重阐述了中西法律的语境差异及近现代中国法律话语的置换 ,从时间和空间的层面看待法律语境存在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法律带来的影响 ,并从观察者的认知思路和角色差异造成的语境分化沟通和反思“什么是法”。     

话语联盟、意义竞争与政策制定——以互联网“专车”论争与监管政策为例

在话语理论看来,政策制定是一个围绕特定议题的话语建构、意义诠释与竞争的过程。"话语联盟"框架将政策制定解释为"话语结构化"与"话语制度化"的过程,体现了话语分析与行动者互动分析的结合。"话语联盟"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除了与话语及意义相关外,还受到宏观环境、制度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影响。对"专车"论争与政策制定的考察发现,存在"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两个话语联盟。其中,"管制联盟"主要通过"合法性""权益""交通拥堵""安全"等话语来论证对"专车"加强政府管制的合理性,"市场联盟"则主要通过"共享经济""行业新业态"等话语来论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合理性。由于"管制联盟"在权力与资源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专车"政策制定。不过,国家对"互联网+""共享经济"和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倡导为"市场联盟"创造了有利环境,该联盟对政策制定也产生了影响,典型体现是最终政策中"专车"准入条件的放宽和"分类管理"的实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话语阐释

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表达为“十一个坚持”。从话语角度认识“十一个坚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话语体系的“十一个坚持”可以由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把握。三个维度具有同向同行的承接关系和目标导向的向心关系。“十一个坚持”的话语优势表现在：发挥指引优势统一思想，立足系统优势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彰显中国优势推动世界法治文明进步。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小岗村“分田密约”

本文从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签订“包干到户”的分田密约入手，阐释了“小岗密约”之所以能由农民自发产生的根源，并着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农民觉醒的权利意识和上层意识形态对此的认可，使“分田密约”凸显出前所未有的农民“权利意识”的历史深意。     

从追求宏大理论到走进学校日常生活——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种系谱学描述

福柯的系谱学对权力／知识的分析对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书写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学实践领域也受其冲击而发生了话语的转换。如果我们从系谱学的角度来反思教育学寻求学科化的历史进程，就会扩大对学科这一概念的理解：作为权力／知识实践方式的学科制度不仅是科学化的标志，也是控制现代生活的策略与技术。因此，对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存在的教育学知识的寻求未必是适当的或必要的。目前，我们似乎更应该走进学校日常生活，由此迈向具体的教育实践。这或许是教育学走出迷茫之路的一条可能的途径。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体系的建设关系着一门学科基础理论及学科未来发展的走向,是学科成熟与发展的理论根基。建国以来,我国的法治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有关法治的话语体系的争论此起彼伏。构建科学、合理的法治话语体系,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事业更快的发展。本文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主线展开论述,认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立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又要吸收有益的经验,确立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原则,引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从法治发展的现实出发,探索出符合当下法治发展需求的话语体系,才有助于我国的法治事业更快的发展。     

浅析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建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其核心概念是"公共能量场"。该理论提出了三种政策对话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其中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本文主要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内涵和其话语理论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论强奸罪应当废除——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将强奸视为一种"语言"。借由"话语塑造主体"这一机制,男性在有关强奸的立法与司法仪式中被塑造为身体上的压倒性体力占有者,女性则具有了"可被强奸"的属性。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客体化的事实在强奸罪这一罪名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的话语转换策略提醒我们应当跳出既有法律框架来思考防治强奸的对策,即可以考虑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时候,取消"强奸罪"这一法律语言,达到改变女性弱势地位,约束男权的扩张,抑制强奸行为发生的目的。至此,女性以主体地位进入法律史,性别平等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