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哲学体系的建构

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经过100多年的反复和努力，中国法哲学研究初见成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筑了独立的法学范畴体系和话语结构，使法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二是形成了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使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并形成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力量以指导社会按照法治的要素重塑利益结构。但是，囿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中国法理学尤其是宪法法理学，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运行机制缺乏整体性的、形而上性的反思，公法基础理论欠缺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公法哲学就是关于权力和人权的哲学。步入新世纪，中国公法领域迫切需要形而上的沉思，中国法学最有价值的范式研究和体系建构也将在公法领域里发生。     

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

<正>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就是伦理规范,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而只是说,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何谓“伦理”?《说文解字》曰:“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段玉裁注释说:“伦,道也,理也。“可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

龙大轩在重庆《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上撰文《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指出，“道”的原始含义是道路的意思，后引申为事物从起点达到终点所须经由的过程、步骤和所须遵循的规则、规律。它的涵义是：1．道是宇宙的本根。2．道是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3．道是人类不能违抗而只能须应的总法则。关于道的理论．至少在汉以前已被称为“道论”，是关于“宇宙——社会一人生”的由外向内推的思维方式。     

法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

我国法学理论正面临“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后现代思潮主要知识进路和思想工具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和否定。传统法学理论之所以没有足够的能力回应后现代的挑战,其原因也就在于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把握作为认识对象的法律的理性能力缺乏充分的批判和论证。由于我国传统法学理论的思维范式发源于知识论思想传统的合法性,所以,后现代思潮实质上是对作为传统法学理论之基础的知识论思想传统进行挑战。因此,若要充分回应这一挑战,就必须实现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化,路径之一就是将人从单纯的法律认识主体转化为法律实践主体。     

消除阻碍法学繁荣的障碍

有人提出,法学领域不存在什幺“禁区”。我认为,虽没有人明确划定什么“禁区”,但人为的“篱笆”,“壕沟”犹在,诸如“内外有别”,“影响实施”,“影响威信”等即是。所谓“内外有别”,是指法学研究要考虑两种不同的境域,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内部的,有些问题只能在门里边说悄悄话.为什么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管理等学科的研究没有内外的限制,而法学要特殊呢?法律是人民自己的法律,法律的理论也应成为人民自己的理论。“普法”的目的就是要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所谓法律

法律是什么?——这无疑是所有法律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是法学家们终生孜孜以求的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所谓法律”是法学家们喜欢各抒己见的命题,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以法学研究为志业的我自然也有自己的法律观。 敬畏法律 卢梭曾说过这样一句悲天悯人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隐含着太多无奈的箴言实际上道出了人类真实的永恒宿命般的生存境遇: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由种种社会关系形成的枷锁。法律,就是与人类共存的枷锁之     

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

以文化视角认识西法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和法学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一项重要的法治本土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现代法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法治全球化不能离开自身的法文化传统;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说明法律和创造法律等具体行为来推进制定法的发展和完善。     

权利本位说再评议

权利本位说的复兴促进了法学的革新和进步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助于克服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某些权力本位主义的极端倾向。尽管权利本位说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意义上有其多方面的价值 ,但它却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理论。权利本位说内容方面的缺陷主要是 :基本上停留在一个法学口号的水平上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把握它 ,它也不大可能对法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多少实际影响 ;因忽视权力而误解权力 ,进而在理论上错误地处置权力 ;从其所隐含的社会内容看 ,它走到了与权力本位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 ;脱离法律生活实际 ,违背建立正常法律秩序的要求。在权利本位论者设定的权利义务分析的大框架内 ,权利本位说中的“本位”在逻辑上不可能是一国法律体系的本位 ,在该框架内权利本位说几乎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甚至它以义务本位作为其对立面 ,也是错误确定目标的结果。社会主义法到底应以什么为本位 (中心、重心等 )的问题 ,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其关键是找到一种有助于实现权利 -权力平衡的一般理论。     

行政指导的权力性——比较法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非权力行为,这一定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法学从德国继受而来的分析法学传统。但通过社会实证分析,就会发现“事实上的强制力”和“给予好处”等保障机制使行政指导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带有权力色彩,这也正是各国特别是日本加强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的认识论基础。“非权力行为”的定性与高强度法律控制之间出现的悖论导源于两种方法论基础的冲突。     

“统”“治”形态双重指向的现代变革

统治包含政道与治道双重指向,它即具有政治学意义,也具有法学意义.中国传统帝制下的统治是人治、专制的体现,帝王个人既统又治,统与治没有制度性隔离.现代社会要求统治政道正统合法性基础变革,统治治道法律形态变革,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以“法权”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构想

本文所谓“法权”,乃是一个用来表述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力统一体的概念。正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中国需要一种足以合理解释全部法现象的法学基础理论,本文以改善和扩充现有理论的现象解释功能和实践引导功能为目的,以获得新生的“法权”概念为主要理论工具,展示了作者所追寻的法现象解释体系的要点及进一步拓展的思路,     

论点辑要

从主体上看，当下中国法学是学者主导型的。由于近代中国法学起源于学习、介绍、吸收西方法律制度与法治思想，也由于法学理论的生产者（主要是学者）无法直面中国社会，体察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因此，无论是问题意识，     

评沈家本《法学盛衰说》——评读《寄簃文存》卷三中第八篇论文《法学盛衰说》

(一) 概说以礼为中心的礼法结合论,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法律思想。沈家本的礼为体、法为用的法律思想,正是渊源于儒家。沈家本也正是运用这个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法学之盛衰的。沈家本开宗明义地说:“孔子言:道政齐刑,而必进之以德。礼是制治之源,不偏重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这就是他论说法学盛衰的思想之纲,是他的思想核心。     

“以刑为主”还是“以礼为主”——中国传统法的反思

近代以来，受西方法学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法律虽有数千年的传承，但是并不健全，甚至将中国占代径直称为“无法之国”。梁启超写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论立法权》中言：“呜呼!苟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     

析“传统法学”

不知是谁、不知从何时起,给我国法学取了一个雅号,叫做“传统法学”,起初,我并不介意,一晃而过,后来说的人多了,就引起了思考,并请教了一些法学界同仁,还是不解其意。看来,对“传统法学”很有一番分析的必要。一些学者常把与他们观点相左的法学理论称为“传统法学”,无独有偶,“权利本位”法律观的倡导者也是这样:什么“引入权利论是克服传统法学三大缺陷的有效办法”啦,什么“传统法学的权利观是极端的国家本位     

理论是灰色的，但方法之树常青——《法律与文学》导论与第二编读后感

目前,中国法学研究方法可以说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其方法论主要是概念逻辑的方法,二是其视角限于就法律论法律的视角。关于前者我们传承着法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系列概念,把弄懂它们当成是进行法学研究的不二之门;谈及后者,虽然也有人试图从文学、历史、人文、地理中发现法律问题,但是总觉得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所得成果仅是只言片语,不具有理论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