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主体判定标准的立法选择

商事主体资格的判定对于商事法律关系的建构和商事特别法律的适用意义重大,但我国关于商事主体的理论认知和立法现状却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缤纷复杂的商事主体资格判断问题.各国商事立法关于商事主体的判定标准的规定不一而足,但对于以商事行为能力为表征的理性的判定是制度构造的核心.理性判定的方式包括法律判定和事实判定.我国未来的商事主体立法应当按照是否存在有限责任为标准分别采用法律判定和事实判定的方式.     

论阻却犯罪的违法性错误

法律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事实的法律认识与法律处断不一致.对于法律错误是否阻却故意,不知法不赦原则和违法性意识必要说已经鲜有支持者,违法性意识必要说难以自圆其说,而责任说越来越得到多数国家的肯定.社会危害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不是绝对一致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应当成为故意的认识内容.违法性错误不可避免可以认定为丧失违法性的责任能力,应当阻却犯罪.     

试论犯罪防控机制的经济功效

犯罪防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体制，其功效不仅仅体现在预防与减少犯罪数量的获取，更为重要的是犯罪防控介入社会生活后，必须注重优化配置各种法律资源，发挥调节法律资源的杠杆作用，促使社会“效益”总量增加，以获取犯罪防控的宏观“经济”效应。具体讲，就是犯罪防控必须在立法层面上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在价值层面上实现法律文化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制度层面上实现自由刑与财产刑的统一，在行为层面上降低犯罪防控的社会成本。     

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

两个犯罪之间具有排他关系时,才存在明确的界限;刑法理论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所提出的观点往往缺乏法律根据,曲解构成要件,没有现实意义,增加认定难度;妥当的做法应是,不必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正确解释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对案件事实由重罪到轻罪作出判断(有时也可能由轻罪到重罪作出判断);并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准确适用刑法条文。     

犯罪控制宏论

犯罪控制就是使犯罪不超出一定范围或使犯罪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即将犯罪状况限制在正常度以内。所谓犯罪正常度是指具体时空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对犯罪状况可以容忍的限度。犯罪控制的首要选择是社会控制,即通过对影响犯罪生成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控制把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组织尽可能带进持续发展的有序状态。犯罪控制的次级方案是法律控制,包括刑事立法控制与刑事司法控制两个方面。应当说,司法控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犯罪控制的策略重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犯罪控制作为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其组成要素中的施控者、受控者和控制作用的传递者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同时犯罪控制是一个处于始终不断的信息变换和反馈状态中的动态过程。     

论犯罪的生成机理--犯罪生成的社会学分析

犯罪是一种法律社会现象 ,既离不开法律的规定 ,也要以社会事实为基础。因此 ,认为犯罪不以一定的社会事实为基础只由法律规定而产生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对于犯罪的生成既要以法律规定为标准进行规范性理解 ,也要着眼于社会现象、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理解     

法律人犯罪研究文献综述

法学界对法律人的界定包括法律职业模式、法学教育模式、职业和教育模式、职业或教育模式四种。法律人犯罪就是由法律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具体又包括法官犯罪、律师犯罪、警察犯罪和检察官犯罪。     

非法拘禁罪的立案标准分析

非法拘禁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多发型犯罪,一般是指犯罪行为人采用非法手段强迫他人进行拘禁,限制和控制他人人身自由权利,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这种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为持续性和连续性状态。从刑法的定义范围来看,是继续犯罪的典型化特征表现。犯罪行为人在对他人实行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对被害人人身、财产伤害等行为,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又涉及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表现情况,与其他性质的犯罪有一定的交叉表现,因此在非法拘禁的犯罪认定中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就非法拘禁犯罪的案例进行分析,与交叉犯罪情况进行分析,界定和探讨非法拘禁的司法认定标准。     

预防和惩治计算机犯罪的法律建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以及网络在社会各行各业普及开来,极大的促进了各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和发展程度。但是这种普及也是一柄＂双刃剑＂,由于对计算机以及网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管理,计算机犯罪也迅速增长,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的计算机犯罪的现状、特征以及预防和惩治计算机犯罪的主要措施的基础之上,从法律建构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的预防与惩治计算机犯罪的对策措施。     

计算机犯罪特点及防范

面对计算机犯罪类型不断增长,犯罪领域不断扩展,计算机犯罪的社会危害也越来越严重。本文讨论了计算机犯罪的特点,认为有效防范计算机犯罪的发生,必须完善法律监察与打击机制,引导正确的网络环境,加强计算机自身的防护和管理措施。     

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研究

法与法之间的抵触是法律冲突的一种表现。然而,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至今还未有定论。《立法法》将纵向法律冲突称作抵触,把横向法律冲突称作不一致,难道纵向法规之间就不会发生不一致、横向法规之间就不会发生抵触?但如果承认抵触就是严重的不一致,那么《立法法》的抵触立论又会倾刻倒塌。这一矛盾一直困扰着我们。本文围绕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从立法、司法和学理等方面系统梳理了抵触的各种涵义,探讨了抵触与不一致、抵触与法律冲突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以纵横说、效力说和程度说为基础,通过对《立法法》中不一致的广义理解,首次提出抵触是纵向法规之间的不一致,并且是导致无效的不一致观点,试图化解目前立法、司法与学理之间的不协调。     

论网络犯罪及其法律对策与非法律对策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它与一般的计算机犯罪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单纯依靠法律对策来预防与遏制网络犯罪已暴露出许多不足,这主要是由于法律对策的固有缺陷与网络犯罪的新特点。而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等非法律对策则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适应网络犯罪的特点建立起预防与遏制网络犯罪的第一道屏障。从整体上构建一个包括法律对策与非法律对策在内的预防与遏制网络犯罪的对策框架,将是应付网络犯罪的根本之道。     

应以毒品是否交付作为贩卖毒品罪既未遂判定标准——对审判实践所持标准的质疑与批判

司法实践中,对于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区分,司法机关掌握的标准不一,这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也有损法制的权威性。理论和实务上对贩卖毒品罪既未遂标准认识上的分歧,根本在于对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构造认识上的分歧。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购毒品与有偿转让毒品并非是两种独立的贩卖毒品行为类型,而是一个完整的贩卖毒品行为前后相继的两个密切关联的行为阶段,据此,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购毒品,因行为人意志以外原因使得毒品未实际售出时,由于贩卖毒品实行行为未完成,宜认定为未遂。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猥亵型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关于猥亵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上界限失当,远没有实现严而不厉的理想状态。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必须立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对公然猥亵行为、强制猥亵及强奸男子的行为应该予以犯罪化,以弥补刑事法网的漏洞;同时也要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对聚众淫乱行为应仅处罚组织者而不处罚参加者,并调整法定刑设置,力求严而不厉。     

伪证犯罪法律规定的立法完善——以法律体系化为视角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新时期立法工作总目标.将我国现有法律中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置于法律体系化的视角之下加以研究和评价,以体系化的要求为基准,对于刑法及相关法律(主要是三个诉讼法)中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联系我国社会法律生活的实际,分析现有伪证犯罪法律规定在体系化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憾,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单位犯罪法律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单位犯罪在我国立法中规定之后，有关单位犯罪的司法认定一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最高司法机关也在众多的司法解释中就单位犯罪的处罚作出了解释，但是具体的适用原则并不明确。1999年6月25日、2000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行两个司法解释明确了对单位犯罪法律适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指导实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解释中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本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予以研讨，以求获得共识。     

对青少年犯罪的法律思考

本文从青少年犯罪的特征出发,剖析了青少年犯罪的成因,提出了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对防治青少年犯罪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徇私枉法罪的认定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行为。徇私枉法罪在主观方面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必须有徇私或徇情的情节,如果没有,则不能以徇私枉法罪进行追诉。所谓徇情,毫无疑问应是个人之情,因为只有作为单个的生物主体的人才能产生感情,至于单位之间的感情,主要是取决于单位之间的人与人的交往程度。而对于徇私枉法中的“徇私”争议较大的是对于为牟取单位的和小集体利益而实施的徇私枉法行为,能否认为是徇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