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修缮还是革命？

尽管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 ,官僚制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和人的异化造成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构造上二者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 ,而并非对官僚制的“彻底革命” ,因为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 ,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 ,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模式。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评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以超越现代官僚制.该著作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在行政实践中还要对现代官僚制评价的标准、实现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条件和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解构官僚制:我国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西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长期主导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多元治理之间存在价值紧张,官僚制与日益复杂的多元需求明显背离,已难以满足社会管理需要。解构官僚制,探究其缺陷,转变以政府为主导的官僚制管理形式,大力发展社区,实现由"官僚统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不失为创新我国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论改革过程中行政权威模式的构建

在以往的行政管理实践中 ,我们习惯于从“强化”与“弱化”的意义上去理解行政权威 ,却很少关注行政权威的性质和类型 ,因而 ,使对于“强化”的激励和对于“弱化”的控制 ,都缺乏规律性的把握。本文试从西方官僚制权威模式入手 ,研究中国行政权威的类型及构建方式。一、西方行政改革中的官僚制权威模式2 0世纪 2 0年代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著名的官僚制权威理论。韦伯把官僚制权威模式看作行政权威的理想状态。在韦伯看来 ,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官僚化 ,哪里所确立的法治权威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韦伯的官僚制权威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     

代表性官僚: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述评

代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因其涉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资源向长期弱势的群体(例如少数族裔、女性)倾斜进而达到提升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成为公共行政学科理论前沿的重要课题之一。自1944年Donald Kingsley的《代表性官僚》成书以来,公共行政学界极大地推进了对该理论的研究,包括深入探讨官僚代表性与社会影响的因果机制,并通过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丰富的实证证据。本文深入地评述了代表性官僚理论的主要定义、概念与假设,并创新性地对近年来代表性官僚理论的新近研究成果按照三个模块进行系统的整理:被代表群体的社会或身份特征,被动性与主动性代表之间的转化和制约条件,以及检测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设计。与此同时,本文也对代表性官僚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梳理。     

反思官僚制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整个20世纪乃至久远的未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官僚制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科学地反思官僚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浅析马克思对官僚制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官僚制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一般工具,与国家相同,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官僚制具有形式主义,特殊化,神秘化的特征。它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巴黎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确立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制度。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官僚制度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进行官僚制度批判的直接标靶,是其遭遇的正在典型劣质化的普鲁士官僚制。其批判的思想武器,是批判理性主义的人民理性国家观。其理论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初步揭示了普鲁士官僚群体沉沦为私人利益工具和私人等级的原因;二是初步分析了普鲁士官僚政治伦理及管理原则与民众利益的对立性。这些理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哲学思维等特征,但也体现了理性国家观对现实批判力量的局限性。     

中国街头官僚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的学术期刊文献分析

以2003~2014年CNKI的期刊来源库收录的77篇中国街头官僚研究文献为样本来分析,我国街头官僚研究呈现出五大热点主题：进行理论推介,将国外街头官僚理论及其最新成果引介至国内;进行理论对话与借鉴,明晰街头官僚概念在我国的群体所指;从自由裁量权视角入手,分析街头官僚的特殊地位;从政策执行角度,缕析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责任要求,探讨控制街头官僚的方式和途径。研究趋势包括：街头官僚群体的界定研究;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的继续研究;街头官僚行动逻辑的继续研究;政策执行视角的继续研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创新研究;信息时代下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的电子政务研究等。     

我国高校社团管理官僚制化倾向初探

高校社团本是自治组织,由于受官僚体制的影响,高校社团的管理在当前呈现出官僚制化的倾向。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高校社团的性质与定位,考察了近年来我国高校社团管理官僚制化倾向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及其对高校社团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高校社团健康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论社会治理中的职业化及其技术控制

与近代以来的职业化相一致,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也出现了职业化。职业化造就了一个以社会治理为专业的知识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为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技术控制,努力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封闭体系。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技术控制是基于一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建构起来的,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这种技术控制发挥了巨大的正向功能。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消极效应日益彰显。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对官僚制组织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控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而在如何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其实,技术控制的终结将是一场组织变革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人类的社会治理不再依赖官僚制组织,而是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去取代官僚制组织,技术控制也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合理性,从而被人们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