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邦联条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以征税权为视角

征税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宪政国家,征税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政逻辑。《邦联条例》是美国第一部正式的宪法文件,其产生、存在都与征税权有着密切的关系。《邦联条例》体现了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争取自由、反对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人民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     

强化社会权效力的路径探析——一种比较法视角

社会权在我国宪法中被广泛规定，但作为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远未成为生活规范，故增强宪法的法律化是强化社会权效力的根本路径。比较西方立宪和行宪经验，强化社会权效力，首先，应在宪法规范中明确权利保障方式，设定司法对宪法的审查范围或建立违宪审查机构，以增强宪法的法律化。其次，借鉴西方护宪、行宪历程，应当采取必要、适当的策略维护宪法效力。另外，着眼我国司法的非独立性和政治性，以及宪法凸显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现实，必须通过社会权第三人效力来实现社会权在私法中的保障。     

道义上的宪法权威——一种法哲学的视角解读

宪法的权威来源于人们对宪法的信仰而不是基于强制条件下对宪法的服从。人们对宪法的信仰是建立在宪法具备诸如正义、秩序等基本理念的完备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的,缺少了这些价值诉求和道德标准,宪法就会受到人们对其进行的良心和道德上的抵抗,这种抵抗对于宪法的完善和发展是有益的。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证人作证权论略——以区分“知情人”和“证人”为视角的思考

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广义证人也即知情人来说,"作证"并不是其所负有的应然义务,而是一项权利,他们有权在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是否作证。狭义证人是指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陈述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向司法机关和社会许下了"作证"的承诺,这时如果其拒绝作证则将涉嫌违约,必将会受到惩罚。显然,与知情人不同,只有狭义证人才负有不可推卸的作证义务。     

房产、婚姻与税权治理——基于“加名税”风波的评析简

以“加名税”案例为切入,通过文义分析、历史分析、法律分析等方法进行考察,指出财税主管部门作出的税法解释存在合法性难题,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在法律可税性上并不满足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存在着课税要素与课税程序瑕疵。税务机关课税权扩张的理论根源在于实质课税原则的滥用,而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必须经历严格的限制。税权治理实践中税法应保持谦抑性,尊重家庭成员意思自治空间,达致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公共利益的目标。     

乡村民宿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视角

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民宿产业,是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但是,当前乡村民宿发展面临宅基地收益权能的缺失、宅基地使用权归属不明、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等困境,应该抓住试点地区调整实施现行法律的时间窗口,赋予宅基地完整权能以确认乡村民宿的经营合法性,按照宅基地“三权分置”思路明晰乡村民宿租赁双方对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权属关系,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实现路径,走出乡村民宿发展的困境,形成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为未来国家相关法律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心”思想与参政党建设——从“五性”视角的一种解读

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对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最新发展,这为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加强参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从时代性、政治性、合作性、互动性、实践性的视角去探讨同心思想与参政党建设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问题在背景、本质、基础、动力和目的等方面获得一种多维度、体系性的认知。     

“回应型法”视阈下用能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之检视与突破

用能权交易制度兼具公法内核的国家管控和经济诱因的市场激励这二维功能。为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用能权交易的公益属性,政府适度的介入和引导不仅必要而且正当。然而,我国用能权交易刚刚起步,其监管制度构建中还存在着立法内容缺失、逻辑自洽性不足等障碍,亟需从理论层面对用能配额这一复合性财产利益的交易监管展开系统性的解释。于此,本文运用回应型法的理论,以强调监管法律目的及监管主体行为模式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并通过实践层面的检视,提出生态安全理念下第三方监管、双峰联动协同、公众弹性参与等互动共进的用能权交易监管制度完善的法治进路。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录音制作者权的完善与音乐产业的振兴——以“二次使用”入法为视角

学界和唱片界对二次使用是否入法的讨论由来已久,终于在此次我国《著作权法》的修订中被正式提出并纳入近日发布的修改草案。在对二次使用的含义和立法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入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对二次使用入法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录音制作者权的完善提出个人意见,以期能在本次《著作权法》修订中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寻找之缺失 致力于完善——对目前我国仲裁权的透视与思考

目前我国《仲裁法》存在许多缺陷 :如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规定未能很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漠视了仲裁庭的权力 ;仲裁实践中法律授权混乱 ;未授予仲裁机构财产保全权、证据保全权、排除障碍权、善意行使的免责抗辩权 ;仲裁权实现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对此 ,应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修改我国《仲裁法》 ,以使我国《仲裁法》更加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的“困顿”与“觉醒”——从弱势群体权益公法保护的视角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法律服务,使其能够有效参与司法程序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利主体是弱势群体,义务主体是国家,实施主体是政府,通过法律援助可以避免弱势群体权益实际上被排斥在司法保护之外。我国当下的法律援助制度面临专业力量匮乏、救济范围狭窄、责任和义务纠缠不清等现实困境和局限,亟需走出困顿和迷茫。法律援助制度的觉醒不仅需要通过立法的完善拓宽受案范围,明确国家责任,还要更新援助体制,健全经费保障和人员激励机制,着眼于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一体化设计。     

说“打卡”——对一种青年文化现象的解读

现实生活中,打卡被赋予了很多引申含义,已经成为一个被泛化的概念:参与很多人所热衷的事情,并留下一些,或者展示参与的过程、成果等信息(痕迹),这样的行为往往都被视为打卡。从本质上讲,打卡不仅仅是一种追逐时尚的行为,一种实用的方法。青年热衷于打卡的行为背后,寓涵着非常丰富的含义。青年通过打卡,跟上自己所在文化圈层的步伐,赢得文化圈层的认同,实现群体聚集的目的。打卡也是青年建构自己人生的一种途径和方法。引发青年打卡行为背后的动机,值得青年自身和社会关注、思考和研究。     

说“打卡”——对一种青年文化现象的解读

现实生活中,打卡被赋予了很多引申含义,已经成为一个被泛化的概念:参与很多人所热衷的事情,并留下一些,或者展示参与的过程、成果等信息(痕迹),这样的行为往往都被视为打卡。从本质上讲,打卡不仅仅是一种追逐时尚的行为,一种实用的方法。青年热衷于打卡的行为背后,寓涵着非常丰富的含义。青年通过打卡,跟上自己所在文化圈层的步伐,赢得文化圈层的认同,实现群体聚集的目的。打卡也是青年建构自己人生的一种途径和方法。引发青年打卡行为背后的动机,值得青年自身和社会关注、思考和研究。     

反垄断法的产权解构及规制革新——在“公共领域”视角下

文章运用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从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的关系入手,进而引出"公共领域"之概念,并以此为依托对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中的诸多理念进行了全新解构.在巴泽尔关于"市场中总是存在很多未界定之产权"论断的支撑下,笔者对反垄断规制原则在革新层面上做了诠释,提出了在产权分配的动态均衡过程中构建反垄断规制框架的观点和看法.     

对“土地上穷天宇,下及地心”的探析——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借鉴与完善为目的

作为大陆法系起源与根基的罗马法,其所倡导的法学思想仍然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地下空间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本溯源,从罗马法出发,探寻大陆法系国家地下空间权制度构建的模式,结合我国现状,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之构建提出可行的建议。     

试论公平解决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偶合性冲突——对“保护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原则的探讨

目前 ,我国对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偶合性冲突也采用“保护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原则 ,不能体现社会正义 ,因此 ,需要对之加以改革     

理解“和谐社会”——一种对现代性危机反思的法治解读

和谐社会在当前中国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但如何理解“和谐社会”的真正含义，其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文中主要从对“和谐”一词及“和谐社会”理念历史沿革的考据以及哲学社会学的认识出发，希图以法治作为中介，揭示出“和谐社会”理念的复兴对于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时代意义。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