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的浓缩与传承,它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文化主体和文化主权的重要依据。因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机制探讨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承载者,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传承人认定、保护和监管机制,对传承人进行有效认定,保障其合法权益,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得到有效保障。     

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

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它有着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法律保护的完善

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为切入点,立足于"花儿"保护重视公法,缺乏私法的现状,主张完善以权利为核心的"花儿"私法保护制度,形成公法强制保护和私法利益保障的综合保护体系,从而保障"文化中国"建设的本土性和独立性.     

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研究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对策性建议,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湖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我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湖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方面法律意识仍然淡薄,政府对其投入的经费较少,保护的工作方式单一,法律保护欠缺,立法层次较低。建议加强宣传建立各种有效的传承机制,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规构,建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法律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构建

公众参与原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该原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在本国法中予以落实。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缺乏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因而有必要转变观念,构建保障公众知情权、受教育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关于加强厦门市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思考

闽南文化是闽南一带及台湾地区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推动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和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厦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外向型经济的影响,使得厦门在闽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上困难多、成本高,破坏和流失的风险大。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厦门市立法权的优势,加强对闽南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势在必行。同时,对于更好地促进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和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也意义重大。本课题在分析厦门目前在闽南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存在问题和已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保护提出具体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进路

既相契合又相冲突的关系致使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性的保护。对符合知识产权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对知识产权不能提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即使可以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但亦有许多制度性缺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制定特别法的形式对其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述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问题是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理论基础,它关系到研究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学界广泛接受的是公私法结合的模式,并从主体、客体、属性、特点、涉及利益关系、价值取向等方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而得出了无法单一地利用公法或私法对它进行保护的结论;学界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是在私法领域内利用知识产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主要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支持者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依靠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另一种观点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制度中适合的部分要利用,不适合的则另用他法。     

论遗址类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遗址类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遗址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在数量和范围上不断缩小。只有通过明确概念、完善专业立法、加强地方立法、制定配套措施的综合模式,才能够防止"遗址"的独特价值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人权,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实现问题.在中央立法层面,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若干规定到《文物保护法》,都涉及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在地方立法层面,云南、贵州、福建等省份都有相关的地方性立法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立法完善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国内的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的制定.     

秦岭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对策研究

当前,秦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价值及保护需求尚未受到有效关注与实现,尤其是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实施绩效欠佳。秦岭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显示出整体性保护立法缺失,执法部门各自为政,地区间保护工作缺乏联动机制,公众参与原则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国家和相关地方应制定秦岭整体性保护立法,在立法中明确整体性保护原则,整合执法力量,进而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及落实公众参与原则等方式,保障秦岭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文化权的甘肃特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权是少数民族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在当今社会它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保护与少数民族平等权、发展权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甘肃特有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创造了丰富多样、与众不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文化遗产,将关系到这些民族的存亡与发展,将有助于增强这些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文化同一化过程中的竞争力,可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维护,同时对于连接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传承并弘扬这些民族的文化,乃至促进我省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分析

随着一些巫师和歌手的死去,很大一部分苗族文化的精品在快速的失落,很多文化版本在失传,语言隔阂在拉大,文化主体在变异,文化误读在增多。抢救和继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越来越紧迫。     

西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

西北少数民族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面对现代化以及现代文明的冲击,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日益加剧,很多流传几千年的少数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人亡歌息"的处境。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专门立法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平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保护工作尤其是立法保护工作紧迫而重要。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透析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对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同时加快了个人之间关系的隔离化、冷淡化,这些因素都为犯罪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便利的土壤。     

刑法规范定义之检讨

在刑法学著述中论及刑法规范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然而,中外刑法学者对其定义的认识普遍存在分歧。有关分歧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刑法规范的归属,如何处理其定义中的种差以及如何理解其定义的数量。其实,从逻辑上看,应当承认:刑法规范可以有多种归属,但把其归属于法律规范也许更为可取;如果这样,只要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特殊性都可以在其定义中担当种差;相应地,其定义在数量上可以有多种。     

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及结构理论之质疑

现有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受制于反映论的认识进路,不仅未能全面揭示法律规范的内在含义,而且在属概念不明之时,自身也晦暗不清。法律规范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法律文本中表述某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他主体就某客体当为某类行为的条文所表示的意义。以此定义观之,在现有法律规范权威定义框架下建构的法律规范结构理论,论述的其实是复数法律规范间的复合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