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

当下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文化政策转型,正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文化政策的发展与转型轨迹,从治理逻辑角度诠释我国文化政策的主导逻辑及其转变动因。首先,我国文化政策的原初逻辑是"党的革命理念"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其次,我国文化政策的变革创新是向"国家文化领导权"与"市场经济理性"的同构逻辑转型。再者,当今中国文化政策新转型,是迈向"公民权益理性"的文化治理。这种转型的实质在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从阶级政治的斗争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并从经济理性迈向回归人本价值的文化治理,最终完成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际遇

精神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精神生活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中国,现代性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的挑战表现在四个方面:现代化与精神生活世俗化、消费社会与符号价值逻辑、文化工业与诗意文化衰落、技术座驾与工具理性宰制。批判反思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遭遇,有助于真切反映当代中国人所遭遇的精神焦虑与困境。     

从“伦理”到“权利”——兼论农村青年婚变的影响机制

作为改革启动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重大社会事件,进城务工对青年农民的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社会流动作为农村青年婚变的结构性背景,为农村青年婚变逻辑的转变营造了土壤。从伦理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生成、转向与演变,既是当前农村青年婚变的基本逻辑,也是当下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农民价值观念转变的主要趋向。     

农民文化生活的失衡与调适——基于湖北安徽农村文化生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湖北、安徽两省六个县市的农村文化进行调查,分析当前当前农民私性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现状。用数据表明在农民私性文化活动日趋丰富的今天,农村公共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衰落,这种衰落不仅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也使农村公共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私性生活的规范与调适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价值认同,削弱了村庄的凝聚力。改革当前不适宜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大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的参与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获得村庄公共认同的有效途径。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作为尺度的“物”:明清文人生活美学的内在逻辑

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生活"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在全球美学聚焦于"生活"的主潮中,它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全球生活美学"建构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美学传统是"生活的",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这就为当下生活美学建构中存在的理论困境——如何超越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艺术与生活、审美与日常经验之间二元对立关系,提供了智慧和理论资源。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人围绕着"物"建构起来的生活空间、方式和观念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刘悦笛提出,"物"之维度,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明清美学而言,乃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一种围绕"物"的美学体系和独特的"长物"美学传统;"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构成了此种"物之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的一体两面,是"物"与"心"的内在勾连之所在,这就为当下的"生活美学"超越实践(生产)美学敞开了方便之门。乔迅在阐释明清时期的器物及其美学观念时,格外强调人与物的互动,尤其是器物凭借其"魅惑的表面",同人之间所建立起的"器物—身体"的互动互惠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装饰"首先意味着感官的吸引和愉悦,进而引起学者和玩家的移情与同思,借此调动身心的整体自觉。赵强认为,"物",尤其是"长物",业已成为明清时期衡量生活质量、审美品位和人生境界的重要尺度;也正因此,围绕着"物"的尺度,不同阶层人士之间展开了生活、观念和话语方面的角逐。     

中国“生活美学”的物体系——明清趣味与赏物之美

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生活"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在全球美学聚焦于"生活"的主潮中,它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全球生活美学"建构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美学传统是"生活的",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这就为当下生活美学建构中存在的理论困境——如何超越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艺术与生活、审美与日常经验之间二元对立关系,提供了智慧和理论资源。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人围绕着"物"建构起来的生活空间、方式和观念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刘悦笛提出,"物"之维度,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明清美学而言,乃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一种围绕"物"的美学体系和独特的"长物"美学传统;"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构成了此种"物之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的一体两面,是"物"与"心"的内在勾连之所在,这就为当下的"生活美学"超越实践(生产)美学敞开了方便之门。乔迅在阐释明清时期的器物及其美学观念时,格外强调人与物的互动,尤其是器物凭借其"魅惑的表面",同人之间所建立起的"器物—身体"的互动互惠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装饰"首先意味着感官的吸引和愉悦,进而引起学者和玩家的移情与同思,借此调动身心的整体自觉。赵强认为,"物",尤其是"长物",业已成为明清时期衡量生活质量、审美品位和人生境界的重要尺度;也正因此,围绕着"物"的尺度,不同阶层人士之间展开了生活、观念和话语方面的角逐。     

试析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生活方式的重构路径

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生活方式的构建主要通过政府外力嵌入的方式来完成,因此也催生了一些负面效果：政府所倡导的文化生活理念往往遭到误解和扭曲;花费大量资金建设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场地利用率低;政府主导的公众文化生活缺乏长久的吸引力。建设一种农村和农民本位的、符合农村现实和农民需求的文化生活方式成为必然,它需要政府和农村合力,在以下几方面共同努力：倡导和内化新的文化生活理念;发掘和培养农村文化积极分子;培育和引导农村内部文化组织。     

透析“个体幸福”与“文明发展”的辩证法

就现代社会运行的已有经验、结构与结果而言,全球信息化、市场化、自媒体化时代与个体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个体生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隔离"越来越鲜明、突出,"文明想象"中的互动、整合、协同、和谐显得越来越艰难,甚至无法实现。随着中国逐步进入小康社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越来越小,相反,而是越来越多地凸现出来,出现了值得警惕的个体反社会、反伦理以及大量的社会冷漠现象。显然,这远非通过修辞学上的将"我们"替代"我"所能解决的,亦远非以"文明发展"囊括"个体幸福"的逻辑所能解释的。或许只有通过"重建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重建一种基于"社会共在关系"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个体价值",时刻警醒和反思日常生活所出现的各种事件和问题,改造现存社会日常生活的价值秩序及其存在结构,才可能建构出一个"个体与社会"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彼此汲取力量的良性循环的、持久运行的文明社会。     

城郊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实践机制分析——基于南京市H镇的调研经验

就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模式。得益于近郊的区位优势,城郊农民实现了一次性、完全就近城镇化。毗邻市场的区位优势为城郊农民带来务工便利、民生便利以及消费便利,进而奠定城郊农民家庭实现就近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与观念基础。城乡结合的家庭生活方式、"双系"支持的婚配模式与城市嵌入的农民市民化,成为城郊农民将近郊结构优势转化为就近城镇化的实践机制。城郊农民家庭就近城镇化是农民家庭主动选择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实现过程。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应结合地区实际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     

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师德观比较研究

基于我国当下处于成圣成贤与回归生活的师德困境之考量,从大道德观的先验、经验、超验的纬度,以中西不同文化为背景,纵观教师道德在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中作为个体人、社会人的养成,以期在不同文化对话与碰撞中,找出师德养成的阻隔所在与融通之处,提出以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师德文化涵养方式。     

“邻避”行动的社会生成机制

就国内的经验看,"邻避"行动既非居民的情感宣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不同类型的邻避行动有着迥异的生成机制。经济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三种行动逻辑分别主导着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类三种典型"邻避"行动的生成过程。而社区压力与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与无效的风险沟通以及居民过度的风险想象等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有关部门要清晰界定经济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切实尊重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权利,逐步恢复社会信任,化解"邻避"冲突时更多地考虑并满足居民的价值与情感诉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功能换位与结构并存:打工经济时代母家庭与子家庭关系研究——基于农村分家问题的分析

在打工经济时代,农村的分家表现出分分合合的变化,但家庭结构却呈现出季节的变奏,既有日常生活中的"新家庭三角",也有春节时期的"准家庭三角"两种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结构适应着不同的生活需要。同时,"母家庭"与"子家庭"在结构上是并存的,但"母家庭"代替"子家庭"发挥着抚育孙辈的重任。     

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及实现途径

中国自古以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本位"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着重从维护社会统治阶级利益和地位出发,重视社会价值和集体价值研究而忽略个体价值研究。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向前发展的推动主力,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为根本指导,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为国家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至关重要。     

诗词对日常生活的“直接插入”及其意义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落实于诗词一道,就是诗词自觉和诗词自信。诗词自觉建基于对诗词特性的"自知之明"。"直接插入生活",偏重于书写个人实际、具体的生活内容,雅化日常生活,就是古典诗词的显著特性和传统。表现日常生活,书写个人生活经历及体验,发掘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和美,依然是现代诗词的突出特征。诗词"直接插入生活",使诗词与人生高度交融和伴生,获得内生性而有旺盛生命力;使"日常生活审美化",实现"诗意栖居";让诗词作为"民族文化基因"得以有效遗传。现代诗词写作大量是民间的、日常的、经验性的,只有确立"直接插入生活"的正当性和价值,民间性、日常化写作才有底气。解决诗词内容普泛化、写作日常化带来的随意性和平庸化问题,要辩证对待诗词日常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传播的机理与路径探析——基于对义乌市何斯路村“功德银行”的跟踪调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先进的价值理念,在传播中面临诸多困境,影响了价值导向功能的发挥。"功德银行"开创性地将核心价值观从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生活逻辑,从学术语言转化为群众生活语言,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推进,探索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传播的机制与路径,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国家如何引领私人生活的变革——基于近年来农民生活治理实践的考察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全面实现,离不开国家的适时介入与有效引领。既有"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和"国家治理"视角,难以准确揭示国家引领与私人生活变革之间的复杂关联机制。引入"治理型发展"这一中观视角,基于近年来农民生活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在既有"基层组织建设"这一基本路径之外,国家适时介入并有效引领私人生活的良性变革,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另一条主要路径和基本内容。其内在关联机制在于:国家引领与资源下沉是私人生活发生变革的重要驱动机制,而后依托党政科层制中心工作和基层社会群众动员工作机制,进而可在明显提升基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效改善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体验、极大传播现代社会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最终全面转化为广大群众普遍的美好生活获得感和鲜明的国家认同感。     

华侨文化在“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形成和后申遗时代中作用研究

在"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形成过程中,华侨是主要的居民,奠定了鼓浪屿建筑的总体格局,完成了社区功能的建设。同时,华侨文化也是中西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产物和黏合剂,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形成其丰富、包容的文化特色。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首个明确将社区作为核心价值的世界遗产,对其核心价值的守护和传承应该体现在保护当下社区生活的真实存在和保证历史社区文化的延续。     

公共娱乐空间建设与农民的文化生活——兼析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任务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导致了农民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和对更多休闲娱乐空间的需求。公共娱乐空间的建设对于满足农民休闲需求和推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拓展农村的公共娱乐空间，丰富农民的闲暇生活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服务型政府建设:公民本位价值导向的政府再造

公民本位是政府管理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其最终归宿，坚持公民本位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价值指向与根本要求。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公民本位很容易被虚化、形式化，为此，需要通过文化、体制、流程以及政策诸环节的制度安排给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