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及其演变?国家身份是国家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际影响状况而对本国国家特性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知,也是在与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体间认同。国家身份的选择与定位对于一国国家利益界定、外交政策制定、对外关系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和重要内容。     

援越抗美时期中越外交中的决策思想研究

援越抗美时期,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相互交融彼此支持,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思考之下,中国决定援越抗美;战争初期,两者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外交决策中考量的天平一步步倒向国家利益,最终走向国家利益至上。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后,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这一新的外交战略决策,既体现了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外交战略思想的理论继承,也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当今中国国际外交战略新特点的综合体现。因为,它不仅延续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身份的明确定位,同时也拓展了新的外交战略的博弈范式。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物质实力和身份认定视角下当前中国的大国定位

物质实力和身份认定是大国定位的主要标准,也是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中国的大国定位关乎中国和平崛起伟业。根据物质实力标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足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根据身份认定标准,其他者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将中国崛起误认为是威胁。为此中国自我认定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将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外界的认知误解与偏差。     

试析新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与维护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对外行为的动因。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国家利益的内容分布和轻重缓急也不尽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复杂变幻的国际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受到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正确分析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对国家利益认知和维护的不同特点,总结中国领导人实现国家利益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有力驾驭复杂局面,制定有效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将提供有益的借鉴。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求真精神

<正>"大师"问题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气功热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开始是健身运动,到80年代中后期蜕变成特异功能,什么意念移物、隔墙取物、远程搬运等等,净是怪力乱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法轮功",已经初具"宗教"的特征了。这个变化过程其实折射出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型社会主义到今天的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既是利益     

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

作者认为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可概括为“2731体系” ,即由两种理论(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理论) ,七项原则(国家利益原则、和平共处原则、反霸原则、对外开放原则、反和平演变原则、一边倒原则、国际统战原则) ,三大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一个支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四大要件组成。     

中国国际角色与结构性认知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角色的认知,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塑造的物质结构认知体系之中,呈单向而非互动的结构特征,这对于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尤其是资源基础的外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之中,中国应更多地在文化选择过程中向外界透知中国模式的包容、平等、互利性特征,通过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结构互动过程,把原来属于中国的文化变成至少是部分共有的身份认同,进而为化解国家在功能上相等的物质结构性认知而努力。在当前情况下,一是要坚持文化选择导致国家差异性引发的认同,二是要坚持资源基础与责任并重。     

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的职业教育取向及启示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初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综观毛泽东在长达50多年的教育实践,职业性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是毛泽东教育实践的始终追求。这是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基石,对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弱者安全权的平衡与供给

弱者安全权是弱者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当弱者由于自身的脆弱性与不利性不能实现充分的安全自力救济时,必须建立平衡的供给结构。弱者的能力贫困是弱者安全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对能力贫困实行补助,是基于权利位阶理论推导出的安全权优先原则以及基于社会契约理论推导出的倾斜性保护原则。弱者的安全权行使是一个悖论,弱者往往会成为事实与想象中的安全事件制造者,实施硬暴力以积极掠夺或利用弱者身份消极抵抗。弱者的安全困境在于弱者安全感的缺失与常规安全供给不足,弱者很难实现身份转化与充分信息下的策略选择。应兼采安全规范的立法差别化与司法和执法均等化,推动以公民身份和社区参与为内容的安全权力重组。     

“一国两制”伟大战略决策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历史贡献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我国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大统一而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实战证明，“一国两制”伟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及至世界政治发展史的一大历史贡献；它不仅在理论上对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出了新的建树，而且是新时期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伟大实践。而闪耀着“一国两制”光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更是展现了中国政治设计中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当代中国身份探析

中国的国家身份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目前国际社会中处于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崛起中的大国;也是一个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大国.[1]以上几种身份之间既有互补性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相冲突的一面.通过分析这几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确当前处于我国核心地位的身份是:崛起中的大国.     

加入WTO政府对教育适调与政策创新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唤起了人们对教育的重新定位,教育以服务贸易的身份直接进入国际教育市场而对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加入世贸因人才的需求变化而对教育产生了间接影响。在保障公共教育的责任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以优化国内教育资源和结构,在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保证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合理实现。关键在于政府一教育管理部门的“加入世贸”,建立一整套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模式,打造教育“加入世贸”运行平台,使中外教育机构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舞,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     

关于60年代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国际战略与外交方针一章的编写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那就是在60年代 ,毛泽东为什么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 ?“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在当时中国外交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如何看待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方面的不同见解 ?为什么说 1 969年是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转折点 ?我愿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第二中间地带”观点的由来及其作用　　最初的“中间地带”观点 ,是毛泽东在 1 946年 8月 ,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他当时针对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流言 ,指出“美国…     

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和平内涵--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建构主义分析

根据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的内生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以及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明显的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是在国内、国际体系以及与相关国家的互动三个层次同时进行的相对保守内敛的文化造就了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实践中,最终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达成了与体系的身份认同,并在亚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建构的内容本身还是建构的过程都体现了中国国家身份中深刻的和平内涵,这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不会构成对现有体系及其他国家的挑战和威胁.     

胸怀天下：一个中国式概念的政党史分析

胸怀天下是典型意义上的中国式概念，是一种情感性追求、价值性希冀、工具性认知、身份性坚持的集合体。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史也是一部极具天下情怀、天下理论、天下实践、天下身份的历史：在情感性维度，始终以人类进步为理想遵循；在价值性维度，始终以天下为公为伦理遵循；在工具性维度，始终以科学理论为认知遵循；在主体性维度，始终以角色定位为行动遵循。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应在把握规律、关怀现实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必须洞察全球态势，实现中国在复杂变局中顺势有为；必须深化两个结合，实现理想信念与文化道义相融通；必须统筹两个大局，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相统一；必须坚持宣传为辅，做好胸怀天下的对外阐释性工作。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中的孔子元素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但美国的中国信息极为匮乏。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物质交流、人员流动和孔子学院相继启动,成为美国人获取和更新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些社会文化交流多与孔子联系紧密。美国人以此为基础建构的中国信息有两大重点。其一,中国纵然屡次反孔并受外界影响,其孔子情结却极为牢固,折射出中国国家性格的传统属性。其二,中国又立足孔子,展开积极进取的外交攻势,是美国文化影响的有力竞争者。交流活动中的孔子元素展现了当代中国延续传统并利用传统参与重建国际权力格局的形象。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决策

农业合作化运动因其规模巨大、影响广泛、过程的跌宕起伏以及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后续影响的深远而使今人对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国家工业化战略决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选择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与当时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区进行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这是新中国处在各种强大外来势力包围下．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一场盛大的自强运动。“三线”建设，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战略眼光与构思，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对西部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