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新婚姻法实施若干问题研究

新的《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健全和完善了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制度 ,其既体现了当事人在婚姻家庭关系这一私权领域的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 ,又体现了国家对私法的必要保护和适度干预 ,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法。     

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非介入亲子关系理论之探讨

在国家与亲子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法学主要形成了自由放任主义的非介入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介入理论。自由放任主义的非介入理论主张国家最低限度地介入家庭生活,国家应当尽可能避免由介入行为而造成对父母子女关系稳定性和连贯性的破坏及对儿童的伤害。其基本前提是建立在对父母自治的传统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之上的。在国家的介入行为问题上奉行最低和最少限度的干预原则,这种介入原则又可被称为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     

婚姻法上的利益构造

婚姻利益包括婚姻当事人利益、家庭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作为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主要工具,具有保护多重婚姻利益和实现婚姻家庭功能的目的。运用类型分析法,以婚姻法中的利益冲突类型为线索,通过剖析婚姻法的规范设置,梳理我国婚姻法利益配置特点,探究其利益配置规则。     

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

《儿童权利公约》中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认为是世界各国处理关于儿童事务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在各国有关亲子关系立法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采用。本文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对儿童,特别是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立法不足。并借鉴国外及港台法律有关规定提出了在婚姻家庭法中设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完善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构想。     

破产重整立法利益倾向之比较——以美、德、法为例

破产重整涉及的利益冲突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对社会利益的优先考虑仅仅解释了重整制度本身的存在意义，在具体的制度中，还需要对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各个国家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在重整制度构造中的利益取向各不相同。美国法更加偏重于债务人利益，德国法注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法国法则被视为社会利益优先的典型，三者尽管各有侧重，但每一种立法选择都与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我国虽然已经引进了重整制度，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运行环境都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未来的立法和实践中逐步完善。     

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

婚姻家庭具有私人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属性,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因此社会要对之管理和控制。回顾建国60年来,我们使用了包括法律、行政、道德、舆论和习俗等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婚姻家庭实行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理顺以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以维护婚姻家庭生活秩序,保证婚姻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文章反思和前瞻了中国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之解读——以公司章程为切入点

公司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但由于"市场失灵"、公司社会责任的缺失及对公司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原因,国家又要对公司自治行为进行管制,表现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组织和活动的自治规则,体现了公司自治性和国家强制的对立与平衡。     

论美国成年人公共监护与社会机构监护制度

美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设计对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保护曾一直停滞于家庭或亲属自治的单一理念,国家公权力没有予以适当的介入,社会没有及时的参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以社会为本位的福利国家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介入私法以保护弱者实现实质正义的趋势日益显著,美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在公权力的不断强化和干预下,逐渐成为社会法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构建村民自治体制与推进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新变化,使"村民自治"体制应运而生,村民自治体制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组织基础,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当前需要探讨的问题.     

完善夫妻财产制的思考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 ,是婚姻家庭生活正常运转的物质保证 ,它关系到家庭生活的稳定及各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作了重要修正 ,增加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的内容 ,但其范围仍需扩大。新法中尚缺乏夫妻非常财产制内容及夫妻财产的具体管理原则。     

重新审视我国的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是指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群众也认为是夫妻的一种合法婚姻。《婚姻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事实婚姻与登记婚姻都是当事人根据自己不同的要求作出的选择 ,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 ,法律应当尊重男女双方的意思自治 ,自由选择结婚方式。     

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配偶一方违法侵害他方的合法权益 ,导致婚姻关系破裂 ,离婚时过错配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我国 2 0 0 1年颁布的《婚姻法》专设“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 ,新增了这一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 ,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依据。本文首先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和内容加以介绍 ,又着重阐述了其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夫妻侵权及民事责任之探析

现实婚姻生活中的侵权行为，严重地侵害了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婚姻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婚姻中的夫妻往往被人们视为一个共同体，而忽视对夫或妻个体人格的关注，但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又有夫妻各自独立的权益。作为婚姻权利的救济措施。夫妻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对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应当在婚姻家庭法中进一步完善。     

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研究——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

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家庭法是私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法律体系架构的角度考察,婚姻家庭法并非只是私法。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绝对,二者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可知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占绝大部分;国家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维护弱者的权益相当必要。因此,有必要转换思路,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确认婚姻家庭法是公私混合法的性质,以求符合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与功能。     

论夫妻同居义务——空床费事件引发的思考

“空床费”一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引发了学界对夫妻同居义务的探讨。同居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应有之意，婚姻本身就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法律只需要对诸如重婚、家庭暴力、遗弃等侵犯他人权益、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严惩，法律应止步于卧室之外，对于同居义务，法律不宜做硬性的规定，完全属于夫妻意思自治的空间范畴。     

论村民自治权运行中的权力制约问题

村民自治权具有权利、权力双重属性。作为权利,村民自治权很容易受到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干涉或侵害,这就要求限制行政权在自治领域的效力,削减行政强权对自治权的压制;作为权力,村民自治权很可能侵害村民个体权益,甚至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要求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适度介入自治领域,防止自治权的滥用与无度。因此,必须合理划分和界定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介入自治权的运行过程,实现对国家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制约,以维护和保障村民权益,使国家权力、村民自治权、个体权利在村民自治权运行过程中达致平衡与和谐。     

论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和延伸，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已被各国国际私法所接受，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文章从保护弱者利益原则的法理学基础入手，分析在具体的国际私法制度中，公共秩序保留、干涉性规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在弱者利益保护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依法治国是妇女权益保护的关键

妇女权益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权益等 ,它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是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统一体。妇女权益保护包含在宪法、刑法、劳动法、诉讼法、婚姻法等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后 ,能否依法办事 ,即能否依法治国成了妇女权益保护的关键 ,依法治国是实现妇女权益保护的前提和保障     

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之探讨

涉外婚姻法律适用问题历来为各国所重视,对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主要有意思自治原则、夫妻属人法、最密切联系原则等。我国立法对涉外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未作规定,不能适应涉外婚姻的现实需要,应该依据我国国情,参照国外的先进做法,完善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