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视角

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必定会引发社会各界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思考,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思考。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采取无形的手还是有形的手,或者是两种的结合,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危机不定期的爆发,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暴露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不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激进主义四个回溯性命题研究

资本借助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进自身增殖过程而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哲学提供了新的批判基质。奈格里、阿甘本、罗萨、巴迪欧等激进学者分别回溯生命政治学、“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异化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理论资源,洞察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治理方式、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体验,寻求新型革命主体,探索数字时代实现“新共产主义”的路径。四个命题的回溯遵循着解读-批判-超越的理论逻辑,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日趋常态化的症候机制,延续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的反思精神和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他们的批判方向大多呈现分裂分化的状态,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症候的表象分析,偏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有关重振共产主义的设想姿态大于行动,弱化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特征,最终忘却探析资本主义种种社会症候的根本目标在于摧毁腐朽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找到真正的主体性力量承担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任务。     

帝国主权理论的现实悖论——评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哈特和奈格里《帝国》一书的核心论点就是,随着冷战结构的松动,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全球化的阻力被扫除,在全球层面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结构,这就是帝国。这种新帝国主权区别于传统国家主权,又不同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而是一种新型全球性司法主权形式。哈特和奈格里通过美国宪法的理论演绎得出的帝国主权理论是与现实的民族国家主权相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主权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这并等于一种帝国主权取代了国家主权,帝国主权理论与现实民族国家主权是相悖的。两位作者从美国历史出发建构的帝国主权理论暗含了一种美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为美国全球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独到的有奠基作用的价值。文章回顾并分析了《导言》中关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环节之间的理论及其辩证关系。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主体建构——哈特、奈格里的“大众”理论辨析

大众是哈特、奈格里所指认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反抗帝国主权的革命主体,它包括工人阶级、农民、移民、穷人等处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条件下的一切劳动者,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概念的扩展,是对传统政治哲学中公民、人民、个体、私人、公众等主体的否定。尽管多有瑕疵,这一革命主体学说对于理解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具有一定价值,对于思考批判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体话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理论的当代价值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重要一方，工人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他所从事的剩余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内在的强制劳动，然而在外表上却似乎是自由买卖与协商达成共识的结果；尽管资本家身陷于资本的被颠倒了的关系中，但他却体现了这种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因而他感到很快乐。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不管生产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是多么复杂多变，只要主体与客体分离，工人阶级被剥削、被支配的命运就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理论仍具有重要价值。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问题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科技革命不仅提高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已日益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和领导者的决策。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专门就此现象,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问题。 一、“技术统治论”的提出和内容 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早在1956年,马尔库塞就以“技术理性的政治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一带一路”实践的启示

《资本论》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实践理念绝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发展观,而是一种尊重不同国家或民族具体差异的开放道路。通过破除政治经济学的迷雾,推进社会进步,使身处不同文明的人民包容互鉴、相互尊重、和睦共处。"一带一路"战略不同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逻辑,中国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并与沿线国家和衷共济、"亲诚惠容",努力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荣耀与辉煌,共同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这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向往。     

理论·逻辑·方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

《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世人的最宝贵的社会科学遗产之一。它作为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传世之作,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资本论》之所以经久不衰且熠熠生辉,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理论体系、逻辑体系和方法体系俨然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其永远是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出发点。《资本论》第一卷是《资本论》的开篇之作,探索其中的理论体系、逻辑体系和方法体系,不仅有利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也有利于理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全球生产网络与金融化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考察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发了生产集中趋势的退化,使得全球生产网络和金融化相统一的孪生关系逐渐演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枚“硬币”的“一体两面”。二者的对立统一,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上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和资本形式的必然结果,而二者相统一的实现是以全球范围内技术变革、劳动组织变迁以及从全球到地方的社会空间范围内生产网络吸纳小生产方式为路径的。进一步地,这一现实矛盾的运动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和蜕变,给出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     

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反思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般规律的有序递进性和个别跳跃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中的跳跃性是生产关系的可超越与生产力的不可超越的统一。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跨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又充分说明社会历史的跨越是受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制约的。坚持走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根本性跨跃。     

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兼论当代资本主义日渐衰微的历史趋势

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疲态"。经济增长乏力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问题相叠加,加速了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去工业化"进程。过度"去工业化"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引爆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摆脱经济危机困扰,西方国家开始推动再工业化,但"再工业化"成效甚微,既没有收到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成效,也未能使各国经济摆脱低迷不振的状态。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日渐衰微已是严峻的客观现实,也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     

影响“数字湖南”建设的因素分析

"数字湖南"的提出和建设是在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因而有必要侧重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时代因素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影响"数字湖南"的因素,以期为"数字湖南"建设提供一些发展思路。     

反事实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自行车难题”为例

本文尝试将反事实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用于预先评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引发的预期效果和非意愿后果。选取城市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为案例,探讨反事实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法和分析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惩罚成本过低是导致"自行车难题"的主因,因而提高惩罚的治理政策就能解决"自行车难题"。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反事实分析,系统地考察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的社会效果,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仅考虑了单一的盗窃成本与收益,但实际上犯罪者的行为选择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严厉的惩罚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非意愿后果。单一政策目标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公共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反事实分析则是避免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时间节奏“新异化”背景下人的存在危机与化解——基于乔纳森·克拉里对资本主义“无眠”体制的批判性分析

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将批判的靶子指向了资本主义技术加速带来的时间结构畸变,推出了资本主义“无眠”体制(24/7体制)的标识性概念。24/7体制的实质是一种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永不停歇、持续运转的社会形式,其危害在于使人的存在方式陷入危机：生命坠入“静态冗余”状态、人的自主性遭受规训、人体的知觉经验受到侵掠、个体成为游离于数字界面的虚体。据此,克拉里提供了构建“等待”共同体和珍视睡眠经验的两条路径,以摆脱24/7体制引发的人类生存困境。尽管克拉里对24/7体制的批判性分析和解决方案颇具启发性,但是他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找到“自由—真正共同体”的主体力量,故而未能擘画出人类社会向好的未来蓝图。     

“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上海“两张网”建设为例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等,智慧政府应运而生。上海两张网建设通过价值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数据支撑、技术赋能等,打造出以人为本的上海样本。今后,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与共享,加强安全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因素”问题

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的要求,资本主义在自己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在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生成了种种的社会化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种种表现。那么,它的性质如何又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怎样呢?资本主义在自我否定的辩证发展中是否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呢?这是需要我们在这里进一步研究说明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据人”的生成、历史本质与扬弃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以往基于唯心史观基础上的“抽象的人”,第一次发现了处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下的“现实的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要求对人进行抽象,使人成为资本增殖的要素,其先后经历了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嬗变。“数据人”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下生成的,“现实的人”沦为去情境化、符号化、数字化的人,受到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操纵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力图超越“数据人”背后的技术合理性逻辑及其深层次的资本逻辑,逐步构建出全面发展的人的逻辑,强调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丰富人的生命向度。     

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概念的拓展辨析

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经济哲学、阶级分析等方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对马克思传统的剥削概念作出了理论拓展和新的构建。但其对剥削概念的一般化处理,扭曲了剥削的本质,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对当代社会剥削形式的多元解释乃至剥削概念在道德问题上的观点,虽有其合理成分,但不够严密科学,分析也不够充分全面。     

西方左翼对“交往新异化”的全景式批判及唯物史观反思

数字资本时代,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实现了对劳动方式的智能重构,数字化的劳动方式直接导致了“交往新异化”。面对现实,西方左翼学者从数字化生存下人的生命政治新形态、数字劳动和新异化现象等方面对“交往新异化”展开了批判,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交往新异化”的诸多面向。然而,这些批判大多局限于视域狭窄的表象剖析和伦理判断层面。为深化对“交往新异化”的认识,理应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下,以“交往异化”为分析批判范式,借助唯物史观阐明“交往新异化”的外在面向,揭示其深层本质,破除西方左翼关于“交往新异化”批判的诸多神话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