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行为理性与经济权威

从市场的角度看 ,市场的缺陷为政府介入经济领域提供了依据 ,也为政府的行为界定了边界。积极、高效的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 ,但政府并不必然对经济的发展与企业的经营起保护和促进作用 ,这是由政府行为的有限理性决定的。强化政府的经济权威 ,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较高的理性和自律性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万仁德经济体制变革要求转换和调整政府经济行为机制，实现政府对经济的理性调节和有效干预。本文拟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对象、方式以及政府行为主体和手段作一初步探讨。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对象传统...     

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资源配置有两种主体 :政府与市场。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政府理性行为及其制度环境的支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府行为无疑有助于政府在市场取向的经济转轨中有效公正地行使职能。权力经济下寻租现象再所难免。从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来看 ,在传统行政体制下 ,政府对公共资源处于垄断地位 ,政府权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由于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 ,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 ,无限膨胀的权力易形成对个人、企业的任意干预。这使得投资风险系数增大 ,为规避投资风险 ,人们不愿进行长期投资 ,并转向寻求权力的保护 ,于是向政府权力寻租的激励增大…     

从市场规律看 按市场法则办——以市场机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考和建议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不仅包括微观主体(主要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也包括市场思维下的政府行为。以市场机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正确把握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关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法则,科学实施政府行为。为此建议:第一,坚定市场之"心",加快政府转型政府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行为方式,而不同的政府行为又决定了市场机制的实现程度。一是充分认识市场力量。针对经济转型     

论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的必要性与有限性

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传统的基本职能之一。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经济职能建立在对市场失灵的认识与分析基础之上,市场的欠缺与不完全性为政府介入经济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应该认识到的是,政府本身亦有其缺陷,与市场失灵一样,尚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应坚持“补充性原则”,在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之间进行理性权自然力衡,实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     

腐败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权力是联结政府官员与公众的一种特殊产品。因此具备成本─—收益相统一的内在规定。公众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官员是权力的行使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政府官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中充当理性经济人和权力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腐败正是双重角色冲突围绕成本—收益的比较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建立成本－收益的均衡统一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因此，要提高廉洁行为的收益，以建立一支执法严明的司法队伍、从严惩处腐败分子、加大经济处罚力度等措施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     

浅析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所处的两难境地

我国现阶段的政府干预由于同时面临扩张趋势和内敛趋势而处于两难境地，对此应及时做出理性选择。我们的总体思路是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整体重塑，以提高政府经济职能的“质”，并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法。     

利益集团假设与管理制度变迁——对中国政府电力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基本理论——利益集团假设 在管制经济学的体系中，政府管制理由的传统解释在于政府管制可以弥补“自然垄断”、“外部性”等“市场缺陷”带来的效率损失，以保护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因此，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对“市场失灵”的回应。但在现实经济中，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以及政府管制成本常常会使政府管制行为和效果偏离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产生非效率，由此产生的“管制失灵”构成了公共利益学说规范分析的一个弱点。而且，就“公共利益”的基本前提假设而言，管制者     

中国地方政府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经济行为探讨

本文认为,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着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从公共选择派的三个治市场分析,其主要表现在:初级政治市场经济行为的简单化,政策供给市场无谓损失和理性无知增多,政策执行市场社会产出受到抑制和侵蚀。因此要通过立宪限制来重构政治过程的互惠性,修正和重构中央和地方以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地方官员绩效评价体系。     

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每次经济危机无不引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博弈与争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复活了。强大的国家干预暂时遏制住了全球倒闭风潮和全民恐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辩证理性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老话题，找寻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合理的平衡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转轨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及其重建

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政府俘获的趋势,使得经济权力的政治扩张与政治权力的经济扩张均占据了一定的政府空间和市场空间,导致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克服公共权力的异化,应重建公共理性,探索包括政府俘获的合理规避、权力扩张的有效遏制、市场垄断的科学治理等实效性的对策,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的和谐发展。     

浅谈如何把握好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浅谈如何把握好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关系许敬龙农业的主体是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关键在于把农民推向市场，即在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民适应市场的同时，通过政府行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认识发展...     

政府与政府职能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政府是一个受制于有限理性和代理人机会主义双重约束的集体行动者。这一性质决定了政府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的职能主要有维护法律和秩序,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界定产权等。开放经济与转轨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执政需面对特殊的制度约束。     

文化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与任务

一、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政府是国家权力执行的载体。认清政府自身在国家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从而调整政府在行政运行中的行政行为，是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有效前提。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转型期，更需要自觉地理性地辨析和认清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行...     

当前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初探

所谓地方政府信用，是指社会公众对地方各级政府行政行为及其能力的信任度，或者说是地方各级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履行契约而获得的信任。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点和核心，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可靠保证，在防范和规避市场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解读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现状，反思失信原因，努力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信用体系，从而提升政府行为的公信力，是我国当前地方政府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失范与规范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失范与规范曾峻，姚爱芳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激活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与此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失范。当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失范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某些领导干部的行为短期化和部分地方政府经...     

新阶段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模式的修正——以地方政府PX项目引发的公共事件为例

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领域。本文以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等典型案例为基础,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维度开展利益博弈分析,对于传统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传统模式进行了剖析,进而归纳三者关系失衡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在利益博弈格局中,政府不仅是简单的社会治理和市场管制者,还是博弈的一方,由此导致三者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引发社会不理性的行为选择。由此传统的政社关系、政企关系模式和结构已经不能适用于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一个以公共利益池塘分配机制为核心,以多元价值决策的政府、新理性思维选择的市场、有序参与的社会有机构成的新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青年保姆务工动因的社会学分析——以福州市个案为例

以福州市保姆个案为例，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角度研究保姆务工的动因发现：保姆务工的行为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保姆自我意识增强、勇于追求人格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反映了当代妇女思想的解放和进步。     

国内消费结构失衡现象与理性消费措施

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国家出台经济产业政策推动了企业营销模式的优化转变，也广泛带动了市场消费活动的全面开展。近年来各个行业营销方式有了显著的调整，商家在产品销售、价格定位、款式更新等方面均采取综合整顿方式，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群体的市场消费取向。面对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趋势，国内市场也开始出现了盲目消费现象，各种不良消费心理误导了人们的市场购买行为，直接导致我国商品消费结构呈现失衡状态，这对经济事业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本次分析了社会群体消费存在的几种失衡现象，阐述其对企业营销方案造成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营销、政府调控、消费计划等方面倡导理性消费活动。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三个因素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除此以外，它还和对政府价值的认识以及政府管理的政策因素紧密相关。在认识上，表现为传统政府理论、大政府理论、行为主义对政府价值的误读；在政策上，则相应地表现为公共物品的垄断供给政策、理性的官僚体制和政府与市场二分的状态；在社会因素方面，则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传统官僚制的失效和国内的危机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