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冷战后崛起的欧洲安全研究的一支显赫流派,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方法—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宽泛安全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概念与理论。安全化理论为传统派、宽泛派和批判派的安全应用提供了理解路径和整合的潜力,也以此主导了近来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领域中最富活力和最具争议的辩论。本文回顾了奠定安全化理论基础的思想渊源,从定义、主体间性、权力与语境的地位、安全化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安全化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要素主体,简要评价了安全化理论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并对其局限困顿之处进行分析评论。哥本哈根学派由于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实践分析而招致规范与伦理上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是哥本哈根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现代化转型与个体安全的内卷化

现代社会转型一方面使得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社会保护的尝试性举措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人们获得的实际个体安全感受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形成了个体安全内卷化现象。这种内卷化表现在个体安全的各种形态中:总体型个体安全、组织型个体安全、社区型个体和新型个体安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安全治理的唯技术取向和消极保护的主导地位,共同导致了个体安全内卷化,因此治理个体安全内卷化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多元主体综合治理、强化安全治理的社会取向、积极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     

浅议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对社区建设的影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城市社区呈现出阶层化发展趋势.社区阶层化趋势,有助于贯彻分类管理与分类指导的原则,增强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凝聚社区情感,促进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水平.其不利之处在于,社区阶层化趋势可能导致社会隔离与社会隔阂,产生贫民区问题,形成孤岛经济效应.鉴于此,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倡导混合居住模式,改变社区管理方式,变封闭式管理为开放式管理.     

民航质量安全文化重在于“化”

民航质量安全文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建设，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制度层面的，还是行为层面的、物质层面的，都已形成体系性成果，固然仍需随时代发展而完善，但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更为重的是在“化”上下大力气，使民航质量安全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现化愚昧为智慧、化平庸为高贵、化风险为安全。     

武汉城市圈同城化问题放谈

本校《武汉城市圈"一主引领"与同城化建设研究》课题组近期走访调研了圈内各市党校及政府相关部门.在座谈中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武汉城市圈建设关键在同城化,出路在同城化,希望在同城化;城市圈之"圈"是一个整体,不仅相邻城市之间而且单一城市内部都必须打破壁垒;同城化要避免同质化,即实行差异化定位、有序化协作;各市只有既做好"自己的事",也干好"大家的事",方可实现"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     

媒介本体化与文艺批评属性的变异

数字技术正在使媒介的属性由文化建构的工具变为文化建构的主体因素，也使媒介哲学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开始了本体化进程。文艺批评作为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在媒介本体化进程中，正在由学术论坛变异为公众舆论场，并表现出公众性、话题性、对话性和多元性特征。作为文艺批评的文艺公众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领域，并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等西方学者论述的公共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一由数字虚拟空间构成的新兴公共领域正在因公共性的缺位，表现出种种批评乱象，亟待在学术和实践层面进行重新建构。     

核扩散与地区安全

国际安全的地区化意味着与国际安全有关的安全环境和结构、事务、政策、互动及后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还原、转移或压缩到了地区内部。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还是站在全球公共利益的立场上,都需要注重在"地区"的范畴之内考虑国际安全问题。由核武器的巨大毁伤后果产生的"核威慑"本身是一个"悖论",其集国际安全与不安全于一身。在国际安全地区化的趋势下,地区安全因素是当前核扩散的主要因素,防止核扩散需要着重关注地区层面的安全与和谐。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本质安全管理探讨

文化是凝聚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追求、共同行为准则和共同行为习惯的基础.要实现企业的本质安全,就必须培育、执行良好地的安全文化,本文通过对安全文化建立的目的、意义进行阐述,全面介绍了装备与销售分公司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中的做法和经验.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诺斯悖论”问题探析

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同样呈现为一种"诺斯悖论"式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活动空间与合法性等关键资源提供了机遇,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引致社会组织主体独立性衰退、组织服务低效化、草根社会组织边缘化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同质化等负面效用。政府行为逻辑的内在张力、政社间合作规则的阙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生成机理。因此,需要通过政社间"伙伴"关系的认知建构、以契约为核心的政社合作规则强化以及政社间权力关系的均衡化等路径规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不良影响,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大众化的追求与精英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很难摆脱精英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意识形态,把自身看成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实践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才能破解其大众化追求中的意识形态困境,坚持大众化的方向。     

非遗“传承人”制度在民族文艺保护中的悖论

以壮族三声部民歌的现状为考察对象,分析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传承人制度在保护少数民族文艺的职责与功能面临三重悖论,专属化排斥参与性、个体化切割组织性、遗产化侵害原生性。对少数民族文艺的保护不能仅依靠"非遗化"和"传承人制度",而是要着力重建其文化区域、文化土壤、文化空间,建设配套支持体系,以增强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和效度,达到活态保护、整体保护的目的。     

从深圳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看政府规模适度化的路径

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发挥作用需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规模适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沿着“相对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轨迹不断进行调整。政府规模适度化程度取决于政府与市场耦合的程度、政府与社会互补的程度、政府支出受约束的程度以及政府结构的合理程度等诸多因素。适度政府规模的构建有赖于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与适时转变,而后者只能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实现。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在分析深圳市历次行政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政府规模适度化的根本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现代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当前问题

“现代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新的课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前基本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第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无必要？第二,如果有必要,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前一个问题诉诸于两个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理论的关系;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后一个问题诉诸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探索,即：在世界视阈、解释学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立场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向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实践。     

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层次结构与培育路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培育公务员数字素养有其内在的必要性,是破解人力资源难题的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具体来看,公务员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精神、数字能力和数字责任四维结构。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公务员数字素养存在着对数字技术理解和认知不足、数字素养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区域数字能力不平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理念促行动,双向发力提升数字素养;做好统筹谋划,夯实数字素养培育基础;健全相关制度,多措并举强化机制保障;加强育才引智,注重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让信息流动起来: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政府事务之中,在提升政府服务管理效能、提高政务服务决策质量、拓展政务服务互动渠道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对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政府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现实应用进行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数据整合、快速分析、精确匹配等功能,有效化解信息纵向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损失与横向传递时的信息截流。这些技术特征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行动基础;在解决信息传递问题中实现了清晰化和协同化;但不可忽视的是,人工智能也孕育着技术悖论与数字利维坦等风险。     

对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的几点思考

警务化管理是公安院校区别于普通院校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在公安院校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发展至今也存在着重管理、轻教育,重共性、轻个性以及部分学生管理干部素质不高等问题。该文首先论述了警务化管理的必要性,并针对其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统一警务化管理的指导思想、处理好警务化管理中共性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以及切实加强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有所裨益。     

行政资源配置:资源依赖与优化选择

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在诸多悖论中面临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难题。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问题的关键。以公共性和可调拨性两个维度对行政资源做类型划分,行政资源配置模式可以概括为科层模式、市场模式、合作模式与混合模式。追求行政效率要求行政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从粗放向集约转换,而基于行政公平价值诉求则要求实现行政资源配置从精细化走向精准化,精准化兼顾精细化。     

“实事求是”的历史文化渊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和光辉典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追溯这一历史文化渊源,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注重内容,还要注重形式;＂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