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

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论统一的刑事简易程序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司法解释中“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程序的原则和精神，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重新界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条件、审判组织、审判程序，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机关以正当的程序高效地处理刑事案件。但是，统一的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审判组织的设置、审理方式和量刑程序的规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理想模式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如何设计是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过程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和隔离的量刑程序模式。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使量刑过程程序化、公开化,从而实现量刑公正,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建立理想的量刑程序模式,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效地分隔开来,有利于达到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     

“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提高效率成为当代刑事诉讼改革重点的今天,简易程序的多样化或多元化已成为世界刑事诉讼改革中一项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我国继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简易程序之后,2003年3日14日,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又在总结各地庭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联合下发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形成了简易程序与“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并存的简易程序审理模式。“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在庭审程序设计上较普通程序简化且有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在性质功能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也与传统的简易程序并…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理解、适用中的三个误区与澄清

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对《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特别是对其中“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三个认识误区:一是把检察机关起诉的“认罪认罚案件”一概当作人民法院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应当适用“一般应当采纳”规定的案件;二是把人民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法定五种除外情形“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的规定理解为“应当采纳”;三是把人民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当作“适用法律错误”,甚至提出抗诉。以上观点存在明显错误。首先,检察机关起诉的“认罪认罚案件”,并不能一概成为人民法院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适用“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案件。起诉的案件一旦存在法定五种除外情形,便不可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不再涉及适用“一般应当采纳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与否的问题。其次,即使是不存在法定五种除外情形的“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可不采纳量刑建议,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最后,人民法院对量刑建议采纳与否属于依法行使司法裁量权的范畴,即使人民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确属不当,也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应当以“量刑错误”依法提出抗诉。     

法院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疑难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进一步促进刑事案件审判活动的繁简分流,提升刑事审判效率,但也在挑战着传统的刑事审判规则。作为行使刑事审判权力的国家机关,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过程中,存在法检关系、审理程序、庭审内容、应对上诉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同时,还面临精准量刑难以推进、程序效率价值不明、庭审实质效果不足、对上诉权制约无力等方面的难题。对此亟需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提升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综合质效,其举措应包括但不限于:限定精准量刑的适用条件、健全分案和程序转化规则、明确庭审的审理重点和审理方式、确定并规范专门的上诉程序。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

我国将定罪和量刑程序糅合在一个统一的审判程序中,这样的制度设计导致量刑环节出现了诸多问题。通过比较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提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设想:庭审方面,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建立标准独立量刑程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增设直接量刑程序,在简易程序中保留混合量刑程序;在证明责任方面,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保障措施方面,扩大刑事简化程序的适用,增强刑事判决书关于量刑的说理性等。     

重罪简易程序研究——以《若干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颁布和施行,使得对被告人认罪案件能够适用较普通程序更简化的程序审理。从各级人民法院适用该意见审理被告人认罪的重罪案件的现状来看,该意见中的一些条文还是存在诸多缺陷的。为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我国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设立重罪简易程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的补充。     

论量刑程序改革难以推行的外部原因及对策

以最高人民法院＂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的程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思路的量刑独立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开展,但要想在中国大范围内推广,并将其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还有很多的困境。本文从我国定罪量刑程序的现状和改革后的状况做出对比,分析改革在我国难以推行的外部原因,并从加强法官裁判权的独立性、自主性,逐步限制废除审判委员会;加强判决说理;提高当庭宣判,无罪判决的比例;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合理采用辩诉交易的理念;审在限定案件比例的前提下,对被告的定罪和量刑分开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为例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也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法院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都具有重大意义。量刑规范化就是要进一步规范法官审理刑事案件的刑罚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与透明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误区与正道

对抗化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效果不尽如意,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制度改革所赖于支撑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认为,量刑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量刑程序不公正,解决之道是借鉴英美模式,建立对抗式量刑程序。然而,真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乃至广泛质疑的是量刑不均衡与量刑僵化问题,这主要是实体法问题;认为英美法系在传统上采用对抗式量刑程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英美法系量刑制度与实践的误读。未来的量刑制度改革应以实体性改革为主,程序性改革为辅;而在量刑程序改革方面,不宜大改,可以小改或微调。     

为量刑比例辩护

作为策略，为量刑比例辩护本就是一种提出和论证其规范正义性的学问，有效的辩护一般都有达致相关目标的最佳途径。从渊源上审视量刑比例的实践，从概念上把握量刑比例的属性，以理性为视角论证量刑比例的生成，并把重心落于量刑比例的确立，无疑是开展这种辩护的最佳途径。经由这一辩护，量刑比例的意义维度随即呈现，即防止和克服量刑活动的异化，突破和超越传统量刑的局限，推动和启迪量刑公正的实现。     

“从技术到制度”：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述论

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需要"从技术到制度"逐步推进.具体而言第一,确立量刑听证,实现量刑的"司法化";第二,制定量刑指南,推进量刑的"精密化";第三,革新量刑技术,促进量刑的"现代化";第四,公开量刑过程及理由,保证量刑的"透明化".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and Sentencing,Then and Now

The proposals made in 1967 by the U.S.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n sentencing were sensible, humane, well informed, and ambitious. They were premised on an assumption that indeterminate sentencing, then ubiquitous, would long continue, and sought to remedy its weaknesses and build on its strengths. That assumption proved wrong. Within a decade, indeterminate sentencing and its rehabilitative aspirations lost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Within two decades, American policies incorporated features such as determinate sentences, lengthy prison terms, and 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 laws that the Commission explicitly repudiated. The Commission's influence is evident in successful sentencing reform initiatives of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some of which survive in a few places in compromised forms. Many of the Commission's proposals to make sentencing fairer, more consistent, and less vulnerable to influence b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ublic emotion are as germane today as they were in 1967.     

“量刑规范化”解读

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     

英美法系国家量刑指南制度的比较研究

量刑指南是指导法官裁量刑罚的准则.为了防止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问题,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制定了明确的量刑指南.其中,美国量刑指南制度是中国刑法理论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英美法系领域,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量刑指南制度:美国数量化量刑指南、英国论理式量刑指南和澳大利亚信息化量刑指南.相比较而言,英国量刑指南制度对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更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MODEL MISSPECIFICATION: WHY AGGREGATION OF OFFENSES IN FEDERAL SENTENCING EQUATIONS IS PROBLEMATIC

This paper addresses two concerns that arise from Steffensmeier and Demuth (2001) analysis of federal sentencing and their misrepresentation of my analyses of sentence severity (Albonetti, 1997). My primary concern is to alert researchers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for the guidelines offense that drives the sentencing process under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y second concern is to correct Steffensmeier and Demuth's (2001) errors in interpretation of my earlier findings of the effect of guidelines offense severity on length of imprisonment.     

体系性思考与量刑的规范化——以《量刑指导意见》及实践为分析对象

随着刑法理论的提升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面临的突出问题不再是定罪问题而是量刑问题，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催生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出台。然而，问题思考的难题，需要通过体系性思考来解决。量刑规范化的较高境界应该是量刑结果的公正性与稳定性。通过体系性思考，实现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逻辑衔接，明确刑罚理念、尊重量刑规律、量刑活动逻辑思维顺畅，量刑的公正性和稳定性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