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适用的思考

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世界贸易组织案提出了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的适用性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推翻了以往案件采用的“假设”分析方法,转而个案分析是否可以援引第20条例外.尽管上诉机构的结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也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对类似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欧盟香蕉案看世贸组织中报告的执行问题

欧盟香蕉案迟迟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1条和第22条之间的含糊不清,关于报告的执行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得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执行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欧盟在香蕉案中所采用的“拖延”政策,业已暴露出世贸组织中报告执行存在的缺陷。     

从加拿大影响汽车产业措施案析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

通过对加拿大影响汽车产业措施案分析 ,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GATT1994第 1条规定的“无条件”一词的解释 ;第二是关于GATT1994第 1条是否包括法律上与事实上的歧视 ;第三是关于加拿大影响汽车产业的措施能否为GATT1994第 2 4条所豁免。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由注重对一些大的原则的解释转变为对具体条款中某一概念或术语的解释。我国已加入WTO ,应注重如何适用最惠国待遇原则     

WTO上诉机构有关中国原材料案五大问题解读

＂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是涉及处理环境与贸易问题的重要案例,不仅因为其争议对象为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九种原材料,更是由于其所涵盖问题的广泛性。本文在研读上诉机构报告的基础上,重点解读上诉机构对＂原告专家组请求书的第三部分是否符合DSU 6.2条的要求＂、＂专家组职责审查的范围＂、＂GATT 1994第20条的适用性＂、＂GATT 1994第11条第2款（a）项的适用性＂、＂GATT 1994第20条（g）款的适用性＂五大问题的裁决。     

从矫酒税案看WTO中的国民待遇问题

GATT1994第 3条国民待遇已经成为 DSB成立以来所受理的案件中援引最多的条款。本文通过对智利酒税案的介绍和评析 ,并结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之前受理的日本酒税案和韩国酒税案的分析 ,试图从中得出 DSB处理类似案件一般规则 ,并用以指导我国今后的实践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监控与隐私保护平衡研究

欧洲人权法院作为保障个人基本自由的重要国际人权机构,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生活受尊重权”为基础,通过解释及适用公约而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备的监控与隐私保护平衡规则,要求成员国采用监控措施应当同时符合合法性、目的正当性及必要性等三项标准,否则便构成对公约的违反.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鉴于我国监控制度的立法缺憾,有必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的路径,通过构建适当控制机制及救济机制以完善我国监控制度.     

试析WTO多边贸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WTO协定做出了许多的司法解释，丰富和发展了WTO法律。在司法解释方面，明确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客观文意解释为主，以第32条主观历史解释为补充，对环保等其他价值要求更加关注。在举证责任方面，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肯定性答辩原则，重点证明争议措施是否违反WTO协定，而不是具体利益的损害。在起诉条件方面，要明确争议的措施和提供简要的法律依据。在《农产品协定》的适用上，明确了市场准入、国内补贴和出口竞争等规则。在《保障措施协定》的适用上，严明了采取保障措施的多边纪律。     

论GATT公共道德例外的适用——美诉“中国影响出版和视听产品贸易案”评介及启示

美国诉"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一案是WTO第一起直接适用GATT第20条(a)款的公共道德例外的案件。本案中上诉机构首次明确了GATT第20条(a)款的可适用性,确认了应由被诉成员来确立公共道德的含义和相关性的惯例,明晰了"必需"考察的要素、方法和举证责任问题,并将贸易限制考察范围有条件地延伸到对贸易主体的贸易限制程度上。本案给中国未来参与WTO争端解决提供了多重启示,中国应准确把握一般例外主张上的要点,特别应重视争端解决过程中的举证。     

浅议“继续中止减让案”中的报复措施终止问题

授权报复,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最有威慑力的执行手段。但对于如何终止报复措施,DSU并未明确规定。在2008年10月审结的"美国——在欧盟荷尔蒙争端中继续中止减让"案中,上诉机构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回答。从基本案情入手,讨论本案暴露出的问题,并通过解读上诉机构报告予以回答和解释,可为我国致力于DSU的修改工作提供借鉴。     

对"齐玉苓案"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一案的批复涉及到对宪法第46条的解释,而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并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齐玉苓一案不需要直接适用宪法,不必用宪法去解决一个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该案件的性质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宪法诉讼。尽管如此,齐玉苓一案以及最高法院的批复对推进中国宪政体制改革仍然有积极意义。     

刑法典内的体系解释方法探讨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1〕体系解释不仅在理论层面有利于作出妥当的解释结论,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因此,对刑法典内的具体法条进行体系解释,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在实践中,具体刑法条文中的相同项、并列项、空白项的体系解释面临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死刑犯的亲属及辩护律师的及时获知裁决权——一个已决死刑案件引发的思考

及时获知裁决权,是指诉讼程序的参与主体及其他主体有及时得到司法裁判结果的权利。对于程序参与者而言,他们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的目的之一便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有利的裁决;而对于另外一些主体而言,他们与案件或者当事人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以上主体有权获知裁决。而且这种获知不应受到不必要的拖延,因为及时意味着社会关系待定状态的缩短和及时救济。在死刑案件中,保障被害人亲属、辩护律师及时获知裁决的权利是司法人性化的要求,也是对死刑犯实现最后救济的保障。     

论死刑犯的亲属及辩护律师的及时获知裁决权--一个已决死刑案件引发的思考

及时获知裁决权,是指诉讼程序的参与主体及其他主体有及时得到司法裁判的结果的权利.对于程序参与者而言,他们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的目的之一便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有利的裁决;而对于另外一些主体而言,他们与案件或者当事人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以上主体有权获知裁决.而且这种获知不应受到不必要的拖延,因为及时意味着社会关系待定状态的缩短和及时救济.在死刑案件中,保障被害人亲属、辩护律师及时获知裁决的权利是司法人性化的要求,也是对死刑犯实现最后救济的保障.     

论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以3Q之争为例

腾讯-360案被称作"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第一案",对该案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判断腾讯公司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起点。以腾讯公司、360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自身特殊性决定了该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不同于传统方法。透过广东省高院对3Q之争做出的判决,可以发掘传统替代分析法在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中的不足,借助双边市场特性创新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思路和方法是极其必要的。     

论公民行政法上的协助义务

公民行政法上协助义务是指一般公民所承担的帮助或辅助行政机关行政任务完成或实现的一种义务。长期以来我国过于强调协助的义务性,而忽视所应该对应的权利,造成客观上公民不积极履行该协助义务。无论法律直接规定的协助义务,还是因行为造成协助义务,都必须以法律实定为前提,＂见义勇为＂只是一种道德提倡。公民履行行政法上协助义务应获得权利与奖励,公民违反行政法上协助义务的应承担继续履行、应受惩罚、承担赔偿等必要的法律后果。     

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

当法律规范产生多个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基于现代社会强调宪法基本价值而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化在法律解释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其实质乃是传统法律方法论的体系解释向公法领域的延伸.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需要遵循合宪性推定等原则与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是目前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条新路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存在着监管制度位阶过低、市场准入标准过高、投资者利益保护力度不足及应对市场风险措施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应从市场准入、市场运行和市场退出三个层面,分别构建中小企业私募法律监管制度。     

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及结构理论之质疑

现有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受制于反映论的认识进路,不仅未能全面揭示法律规范的内在含义,而且在属概念不明之时,自身也晦暗不清。法律规范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法律文本中表述某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他主体就某客体当为某类行为的条文所表示的意义。以此定义观之,在现有法律规范权威定义框架下建构的法律规范结构理论,论述的其实是复数法律规范间的复合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的结构。     

公共服务供给的中间模式——以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为例

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事业单位的行政依附性和服务垄断性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多元的需求,而社会组织由于内部建设和外部环境的诸多问题,还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因而有必要在两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既保证组织有较高的能力和较好的政府关系又不影响组织的独立性和竞争机制的引入。鉴于对事业单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政府推动建立、组织自主运作的中间模式不失为可行的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