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主权保护人权--透过国际关系看主权与人权

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级阶段,人类自我意识提高的必然产物,"人权"概念的出现和人权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主权,主权原则既是人权国内管辖和国际保护的依据,又是人权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条件,主权是人权保护的基础.     

试论国际法中的主权与人权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公然入侵主权国家 ,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以中国为代表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 ,并对北约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的谴责。今天 ,暂时看科索沃危机已经解决 ,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 ,国际上围绕主权和人权的关系为什么有不同的回答 ?考虑国际法关于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的规定 ,可以发现导致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法关于主权和人权规定上的自相矛盾。国际法虽然既规定了主权原则 ,又规定了人权原则 ,但这两个原则是依据两个不同的前提规定的 ,其中 ,主权原则规定的前提是国家 ,人权原则规定的前提是整个人类 ,而二者在现实中的不统一便引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争论与问题。为解决这一冲突 ,应将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统一于国家第一的前提下 ,在首先坚持主权原则的情况下 ,让每一个主权国家承担起保护人权的义务。     

论主权与人权

１９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初颇为风行“人道主义干预”即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它存在的一定时期内,尤其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国际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时侯起,某些西方国家大肆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公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强权政法和霸权主义,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探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以事实和雄辩来批驳和揭穿这一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述略

300多年来,随着国家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组合和交互作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其最终结果迄今尚无分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拥有领土、政府、人民的主权国家仍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国际体系。     

评“人权高于主权”

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炮制了一种所谓"新干涉主义"理论,并在国际关系中执意加以推行.这一论调的症结在于歪曲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人权高于主权”不仅与“新干涉主义”相表里,而且是它的核心.文章分析了“新干涉主义”及其“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出笼的背景、内涵和实质,指出它标志着霸权主义的新发展.     

死刑不引渡原则中的人权与主权

死刑不引渡原则比引渡的其它原则形成要晚，但它的发展速度、影响及在引渡制度中的地位却是其它原则无法比拟的。它是国际社会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必然结果，是人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死刑不引渡原则，不仅涉及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同时由于它涉及到国家主权与人权保障的问题，所以在最近几年，较之引渡的其他原则更备受瞩目。     

论国家主权与人权

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     

主权与人权:现代国际法的博弈与发展——从菲德罗斯的论断出发

菲德罗斯认为国际法现在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但将发展为“人类的法律”,这表明了国际法从主权定向转为人权定向的观点.人权的兴起对国际法产生深远影响,带来了人权国际法分支、对一切的义务观和国际刑庭等新的变化,也在不使用武力、保护的责任、个人的国际法地位等方面产生了与主权的博弈.主权导向的国际法仍将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权定向则根植于现实的需求并将成为国际法的发展方向.进一步看,主权和人权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的法律”是对“国家之间的法律”的发展和超越而非否定.     

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误区及立法衡平——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困境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在港实行14年以来,为香港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并因此得到了广大香港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但基本法第23条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规定至今却未得落实,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主权与人权这一对法制核心概念的认识存在偏差.因此,厘清主权与人权的概念和内涵,揭示主权绝对论和人权相对论的理论缺陷,重新对照基本...     

法与人权

为更好地保护和发展人权,我国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人权合作,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我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我们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标准仍有很大差距,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此笔者提出了几点拙见。     

“惩罚性赔偿”及人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由于我国目前个别司法理念存在问题,致使赔偿制度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远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在赔偿领域,适度的惩罚性赔偿是保证在全社会领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可以矫正失范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手段,并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人权述评——基于政治权利的角度

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从主体的角度包括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其中基本的政治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基本政治权利内涵的理解和制度理性设计。     

“平等”视角下的人权、民权与国权——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得失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是将现代性价值中的"平等"与中国近代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涵括民生主义--"贫富均等"个人人权的表述;民权主义--民众公权与精英治权相平衡的构思;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平等的文化追求.三民主义对中国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又蕴含着无可规避的历史局限性.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界限

当前,人权保护已被普遍地接受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探究人权国际保护的合理内涵,分析人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性,试以人权的国际保护界限为视角,从基础理论和基本结构两个层面,分别介绍人权国际保护的原则和构成要件。     

人权保护视野下的侦查理念

侦查理念是人们对如何开展、怎样开展侦查活动的认识结晶。侦查理念指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力、办理刑事案件的行动指南。当前树立人权保护的侦查理念并让其转化为侦查机关的自觉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正确行使权力,要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     

“两型社会”视阈下的人权保障建设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前的人权保障状况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在建设两型社会中,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推进人权保障事业发展。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制度探析

2006年3月15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已运行60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为联大权力之下的指导和协调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机关,新的人权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法律机制和执行能力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其前身——人权委员会的扬弃。特别是“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的创建和建议权的行使等,可以使人权理事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应继续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项规则的制定,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道,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论宪法监督人权价值的彰显

在现代国家,人权要得到伸张,宪法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宪法监督通过矫正多数暴力行为,保障少数人的权益;维护公民既定的宪法权益;阐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以及纠正政府的侵权行为来彰显人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