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自主之间的德国刑法教义学——用教义学来控制刑事政策的边界？

作为一门科学,刑法教义学自身的研究领域有以下四个方面：刑法法律事实研究、刑法结构理论研究、刑法法条适用条件研究、本体性刑法原理研究。虽然第三个领域颇受重视,但这些领域均有其各自意义。刑法教义学在其知识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受立法（含刑事政策）和司法判决这两种制度性权力的限制,但这不代表刑法教义学就无所作为,以上四个方面就是刑法教义学自由地发挥作用的地方。刑罚是一种亟需正当化的恶,必须指出刑事政策的边界所在,但目前刑法制定的基本方向并没有错。为了防止刑事政策过于冒失,可以通过议会来控制它。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片论

厘清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法治理念的构建、政治权力的正确划分和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认为刑法与刑事政策在哲学基础、政治因素、内在属性等三个大的方面存在着七个方面的不同,并认为在法治国家刑法是自由的基石和保障,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范围内发挥补充作用。     

刑事政策的刑法展开

刑事政策是政法体制的重要反映,直接指导刑事法律全过程。刑事政策与刑法的良性互动是良好的社会政策。在一定时期,政策有其优越性,应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社会迁变,法律成为显学,政策退后,但仍离不开政策的指导与支持,政策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态度,而刑法正是依赖于国家强制力,脱胎于国家强制力,故应厘清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在此理论之上改造犯罪论。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境况下揭示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要义来确定.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关系探析

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在字面表述以及个别内容上有别,但实质上都是刑事政治。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内容,但作为法的构成要素,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原则要素,刑法的其他法条,或属于概念性要素,或属于规范性要素。刑事司法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从形式上分属于非法律的法与法,但具有相同的理念或价值取向,其对刑事法律适用的影响,均是通过理念或观念性发挥作用,二者之间是用刑事司法政策济刑法基本原则的不足,而不能撇开刑法基本原则直接适用刑事司法政策。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     

贪污罪修改的法教义学反思

法教义学不仅具有解释法律规范的机能,而且其体系性的思考和精致的理论可以为立法提供指导和检视的作用,在刑事立法呈现逐步扩张趋势、刑法解释渐次转向实质化的背景之下,法教义学的批判和检视机能就显得更为珍贵。《刑法修正(九)》对贪污罪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刑罚裁量以及刑罚适用四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力图完善贪污罪在以往的司法适用中所暴露的问题,此次修改虽然突出了刑事立法的问题意识,但由于其未运用刑法教义学理论作为立法指导,使得修正案条文规范的体系性和理论完备性大打折扣,出现了构成要件设置混乱、刑罚配置丧失预防作用、刑罚适用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等诸弊端。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关系论下的刑事政策学

从关系论的角度,对刑事政策学与公共政策、犯罪学以及刑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划清了三者之间原本模糊的界限,同时也借鉴了彼此的共同理念,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和架构也确立了起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范围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当将其定位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的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新刑法如何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全面权衡,宽严相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刑事政策贯穿于刑法之中,适用刑法应当结合犯罪的不同情况,切实贯彻刑事政策。     

犯罪构成与刑事政策关系论

犯罪构成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实际上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双向互融关系的体现.对其关系的解读可以犯罪构成的刑事政策蕴涵为立论基础,以预防必要性为理论切入点,在刑事一体化的宏观视域下,建构一个体系性思维与问题指向性思考并重,目的论的、刑事政策的开放性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