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制完善初探

从对我国目前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的现状的考察可知,我国亟需完善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制。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制有其经济学、法哲学以及现实基础。完善我国消费者行政保护体制应从组织建立、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着手。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的完善

假冒伪劣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顽疾.从假冒伪劣的社会危害入手,从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道德因素等四个方面分析其产生原因,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并从完善相关行政、民事、刑事立法提出制度修改建议.     

《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案》及其对我国“消法”修改的启示

2011年实施的《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案》综合性较强,构建以司法为后盾、行政为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执法监督机构,注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强调信息披露,为受侵害消费者提供高效率、多元化的执行和救济途径。这些特点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具有诸多有益启示,包括增加保护消费者权利、完善侵权损害赔偿的立法,完善经营者义务、明确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完善司法、行政措施的衔接制度,以及完善救济途径等。     

试论“有奖发票”制度中三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兼与李燕女士商榷

“有奖发票”在我国有些省市发展迅速,但在全国尚未形成统一制度,学界对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不一,其法律关系涉及三方。税务机关和经营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来讲是行政征收关系。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是经济法律关系。税务机关与消费者之间,“有奖发票”本身是行政指导行为,“兑奖行为”是行政行为。     

行政学中国化刍议

行政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强化了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紧迫感。本文主要在分析行政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揭示了行政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并对行政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     

数字人权时代消费者人脸识别的心理机制与法律规制

数字社会中人权的内涵被数字化重构,并产生了“数字人权”。数字人权具有安全、尊严、公平的价值属性,内涵主要包括互联网接入权、网络隐私权、数据被遗忘权和数据财产权。在商业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可能给消费者带来隐私、安全、财产、公平方面的风险,并且存在知情同意权被架空、法律和行政规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数字人权,结合自我知觉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社会交换理论和双因素理论探讨了人脸识别的心理机制,并从知情同意权保障、三原则审查、自我约束、行政规制和司法救济几个方面提出了消费者人脸识别的法律规制途径。     

论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现行反行政垄断立法对行政垄断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责任形式单一、责任体系不健全,责任程度轻微、责任方式不具有针对性,责任追究主体缺失或不明、责任无法具体落实等问题,有些法规甚至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应构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三位一体的行政垄断法律责任体系。行政垄断的主要责任是行政责任,应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追究行政垄断主体行政责任的外部追究体制。行政垄断损害赔偿责任不宜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将其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处理,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和其他合法经营者的权利。由于行政垄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规定行政垄断的刑事责任,并实行双罚制。     

上海市消费维权中的工商行政管理

上海市人均GDP已越过5000美元台阶,其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消费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十分丰富,营造和谐消费环境任务艰巨,为此,工商部门采取的管理措施包括1)用"分类管理、距离监管"的理念提高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的效率.即对不同诚信企业实行分类管理措施;2)行政保护重点逐步从商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3)进一步改进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的方式方法.在现有经验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构建维权体系.     

税法的行政解释辨析

税法的行政解释是中国特色税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依法享有对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政解释权,文章简要分析了税法行政解释的不同形态,并提出了规范和完善的相应对策。     

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现行反行政垄断立法对行政垄断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责任形式单一、责任体系不健全,责任程度轻微、责任方式不具有针对性,责任追究主体缺失或不明、责任无法具体落实等问题,有些法规甚至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应构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三位一体的行政垄断法律责任体系。行政垄断的主要责任是行政责任,应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追究行政垄断主体行政责任的外部追究体制。行政垄断损害赔偿责任不宜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将其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处理,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和其他合法经营者的权利。由于行政垄断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应规定行政垄断的刑事责任,并实行双罚制。     

我国信用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构建

我国消费信用发展缓慢，存在着严重的信用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问题。其根源在于信用消费者的权益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文章结合我国国情，借鉴美国信用消费者保护立法的成功经验，指出我国应通过专门立法来保护信用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并配以其它社会工作同步进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信用消费者问题。     

宪法视角下的公民财产权保护

界定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含义及其规范结构,分析我国现存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旨在提出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论政府法治建设中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政府法治建设成绩显著,并在逐步向良性化方向发展。由于我国依法行政的提出到实践时间还不长,政府法治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与依法行政的原则和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行政法治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当前政府法治建设亟待从转变观念、健全行政法制、调整和规范政府结构和权限、加强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创新行政执法机制体制、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及强化行政监督等方面针对性的予以突破。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对“土地上穷天宇,下及地心”的探析——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借鉴与完善为目的

作为大陆法系起源与根基的罗马法,其所倡导的法学思想仍然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地下空间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本溯源,从罗马法出发,探寻大陆法系国家地下空间权制度构建的模式,结合我国现状,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之构建提出可行的建议。     

试论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的重塑

美国现代法哲学家E·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过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创选与维护秩序，是法律产生和存在的基本价值，因此，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写进了立法宗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成功加入WTO，消费者权益救济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性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立法、司法、行政、社会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迅速加以补救和完善。     

论禁止夜间搜索原则

我国立法从实体的角度对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关注，但在诉讼法方面，该项权利则没有予以任何制度上的保障，没有关注搜索住宅的相关时间限定，其结果只能是对公民隐私权与住宅权的严重侵犯。应当借鉴禁止夜间搜索原则在域外的适用情况而建构我国的相关制度。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     

论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随着现代收养核心的转变,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逐渐成为诸多国家收养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养子女最佳利益发展自子女最佳利益,但却不尽相同。我国《收养法》未明确规定该原则,导致在收养实践当中极易造成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不当。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我国应当将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收养制度的原则之一,并进一步完善我国收养法的具体规定,使该项原则作为整个收养法在立法、司法、执法中的原则。     

试论中国法治语境下犯罪本质的理论选择——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我国的犯罪本质理论研究应当在中国法治的语境中进行，并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对刑法学提出的突出问题。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在社会政治论域中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无法适应法治的要求；法益侵害说也不符合中国法治的实际；犯罪本质的规范违反说才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有关犯罪本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