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与民间法再造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碰撞,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并非水火,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旨在规范民众行为,与国家法形成互补,既有助于国家法发挥统合基层社会的作用,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可以培育基层社会崇尚规则的习惯。在实践中,再造民间法并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可通过律师下乡、完善调解制度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来实现。     

论民间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介入途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社会的本质是"生活世界",而国家"中央辐射式治理"具有先天的缺陷,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现代社会治理必然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多元规范的治理。在社会治理中,民间法基于其以交往为基础、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社会自我生成特性而有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是整合社会秩序,一方面是整合社会伦理。从民间法与国家机关、民间组织、社会参与者三个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民间法可以通过与立法与司法互动规范化、以民间组织为载体实现规则再生成和激发社会参与者主体自觉与治理能力三个途径介入社会治理。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实现社会转型正义的民间法路径

社会转型正义可分为:社会转型的消解正义与社会转型的建构正义。在民间法与国家法二元规范体系视野下,社会转型正义应该是法治化意义上的正义。民间法体现社会利益的诉求,凝聚社会转型的共识,构建正义转型的机制,它所具有的这些独特品质,使其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发挥功效成为可能。民间法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有三条具体路径:供给社会转型所需的社会理性、构造社会转型的秩序、促使法制体系迈向法治体系。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是二者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各自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同时,还应为民间法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关注民间法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扩展民间法成长的空间,也有利于丰富社会关于治理逻辑的想象,进而为当下社会改革实践寻求新的"算法"。     

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国家法的局限

国家法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 ,而当国家法向农村社会渗透和延伸的时候 ,从制度设计和文化发展的视角和层面看 ,国家法的缺陷更加明显 ,而这种缺陷的存在又为民间法的发展留下了制度空间 ,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论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并立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对社会实行法律之治。法治不仅仅是国家法之治,同时也是民间法之治。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必须明确国家法与民间法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现代化。     

试论民间规则法的成长——一个社会学的立场

因为民间规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团结方面依然发挥着国家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民间法尤其是研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融资异化为非法集资的制度反思与规制路径优化——以“余额宝”涉及非法集资争议为视角

现阶段我国规制民间融资的现有民事行政立法模糊,刑事制裁严厉。民间融资异化为非法集资的制度成因,包括金融制度供给失衡、市场割裂、金融监管滞后和法律制度的滞后。引导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基础性金融制度改革,健全法律责任体系,优化融资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     

跨国民间法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法体系的互动

跨国民间法是基于跨国法律多元主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由全球公民社会创立并监控执行的独立于国家法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之外的规则体系.跨国民间规制在上个世纪末迅速崛起,对跨国公共规制提出挑战.但跨国民间法与国际法体系也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各有所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成全球良好治理的使命.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冲突--读《无需法律的秩序》所感

国家法与民间规则、民间法之间存在着较大冲突。国家法律的规定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际存在一定差距,其原因在于生成方式、历史传统、内容的合理性等多个方面。因此,国家法律要从国情出发并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而定。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民间法存在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多元化。在法律领域,我们不能说国家法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它所能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所能涵盖的社会内容毕竟是有限的、片面的,需要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效力的规则来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以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与社会主体的需求。这就必然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民间法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     

论民间规则的效力

在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国家制定法才具有法律效力,而民间规则充其量只是软法不具有强制力。然而如果我们把法律分为专制型法与民主型法,则不难看到民间规则属于民主型法,与专制型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民间规则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它的自愿选择或达成共识,具体而言,民间规则具有效力的原因共有五种。因此民间规则同样具有对象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民间规则的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内心强制,其二是外部强制。     

论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的作用

民间法与法律接受都具有的主体间性使得二者具有相契性,并因此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的作用得以发生。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具有三种主要的、独特的作用,即作为社会主体进行价值衡量的尺度;整合法治资源;培育自身生长点。这些作用的发挥不仅可以在法律接受中勾连整合民间法与国家法,还可以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良性互动。同时,这些作用被社会主体的法律接受行为串联成为一条"作用链",共同促成"良法善治"的法治愿景的实现。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从公共性重构过程中民间法可能贡献切入

民间法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融进主流法学,理论提升不够是重要的原因。既有的研究由于自我限制于法学的规则思维并假定民间法为既定规则,忽略规则与时代间的互动及可建构性,使得研究陷入迷津。要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有必要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出的公共性重构勾连起来并作为时空背景,研究要反映与回应时代内在精神与要求。乡规民约在宋朝产生的逻辑对当下研究有很大启发,民间法研究必须要重构关于法治的思考,并以此反观与提升研究的品味与理论层次,促进民间法功能认识的清晰化。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规则的研究，如何做到迈向实证的方向？这一直是关注民问规则研究的鄙人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或许这样的问题，对一位社会学者或人类学者而言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有过相关的具体训练。而对于法学者、至少是我国的法学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提醒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学教育，更关注定性的知识灌输，而不关注量化的对比和分析，不关注对事实、材料和经验的描述。这或许是因为国家法律自身是一种规定性的事实和存在，从而人们习惯于在规定的制度事实范围内说话、言谈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