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思考:“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的来临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成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在网络时代,“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众被动参与阶段、公众主动参与阶段、合作治理阶段.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网络参与制度化,与传统协商制度互补;重视公众参与结果,提升政府的回应力.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庆创新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指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归,对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系统地对政策路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方法改革创新。重庆着眼于产业发展一体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大众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政府管理民主化等开展民生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体现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民主性、超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重庆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体制动因、组织动因和经济动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民生幸福;二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和保障;三是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府社会沟通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危机预防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政府面临缺乏大数据治理的思维理念、缺乏大数据的整体性管理机制、缺乏大数据开放共享的制度保障、缺乏大数据技术和人才的必要支撑、缺乏大数据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等挑战。为此,政府应直面大数据技术的挑战,从意识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法律层面和伦理层面,科学合理地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动政府从"权威型治理"向"大数据治理"的转变。     

高参与度共同治理模式——政府治理社会模式创新探索

一、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与内容政府治理模式的的成熟和先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可以说政府的治理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在我国,政府治理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实行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直接决策。在     

社会治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逻辑延伸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从逻辑上说,推进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可行性。同时,面对全新的社会格局,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治理管理体制也是刻不容缓的。     

浅析和谐社会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治理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就必须随着和谐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创新,才能充分实现政府的治理目标。     

当代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范式选择

从行政范式解析入手,提出范式代替模式的新观点.对政治领袖范式、官僚制范式、企业型政府范式进行了结构上的重新认识.趋利避害,重建新范式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必然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动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培育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机制,推动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加强社区法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当前中国政府行为模式初探

处于体制转轨中的中国要建立何种政府模式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满足民众的需求?本文源于中国现实,在对中国体制条件分析和能力考虑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能力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高素质政府、能承受监督的开放政府和现代化政府等六种互动的政府模式,并对实现这些政府模式所具备的要素或实现途径作了初步的探讨。     

政府垂直管理体制的增强与行政效率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体制明显增强。垂直管理体制增强必然会对行政效率产生相应的影响,它一方面促进了这些重要的职能部门、中央政府以至国家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政府制度创新的支持性要素分析

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主体,政府制度创新需要一定的支持,否则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政府制度创新的支持性要素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共同性支持,第二类是同源性支持,第三类是关联性支持,第四类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     

行政审批的制度创新——从经济行政法的视角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是经济行政法上的重要课题,应当从经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审视,进行制度创新.尽量将审批制改为核准制、登记制,科学界定许可条件、标准,促进管制机构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发展网上审批和政务超市,使行政审批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当代行政人格及其养成

当代行政人格有公共人格、责任人格及自主人格三个基本形态,其道德养成可从畏惧感、羞耻感及崇高感着手。当代行政人格的道德养成需要国家和社会为每位行政人员提供优良的制度安排和法治环境,更需要行政人员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日常行政管理实践中始终做到用对、用准、用好权力。     

地方行政体制变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改革现有网状行政体制,理顺各级政府、政府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关系.服务型政府要求公共服务提供者接近社会公众,对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作出回应,这要求调整各级政府权力配置,赋予基层政府更多执行权力.我国应当推行以职能调整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在划分地方各级政府职权前提下,根据职权设置行政机关.我国政府内推行"三权分立"是可行的.政府系统内权力划分要考虑决策权与执行权有效制约问题,更要通过分离决策权和执行权以提高行政效率.执行机构多元化和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关系明确化是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政府经济管理角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成功地扮演了经济发展方向的领航者、市场经济的奠基人、市场规则的创建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铺路人的角色。这是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职能上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完全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现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最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邓小平有关论述入手,试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角色选择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的领航员中国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充当了经济发展领航员的角色,中国经济发展从此走上了快车道。首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断地推进经济…     

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探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与服务型政府相匹配的是服务型的行政理念。建立在服务型政府基础之上的服务型行政理念包括民主行政、实现社会正义、提高行政效率三个方面。     

政府改革与政府创新——关于政府创新的内涵、动力及路径分析

政府创新的内涵包括观念、理论、体制、人员和操作等五个层面的创新。政府创新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改革行为得以实现的,因而其直接动力就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实践。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政府创新的推进可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执政方式来实现。     

影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负面行政文化分析

负面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是阻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负面行政文化的生成有其理论和现实的逻辑。从作用机制上看,负面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提升的作用发挥以执行者个人为载体、以个体对负面行政文化的内化为前提,同时,负面行政文化扩散的程度决定其影响的广度。消解负面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负面效应,可采取完善行政制度、加强教育培训、把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纳入统一的体系来构建等策略。     

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分析

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创新既要借鉴制度变迁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路径，又要防止陷入一种“低效锁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对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独立性和依附性、至上性与广泛性、人治性与法治性等内在冲突，并形成了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变迁的“锁定性”路径。因此，在借鉴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下，着力消解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变迁中形成的“低效锁定”的路径依赖，有助于推进当前我国行政监督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