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中重构中国法的价值

本文从历史背景、法律结构、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对中西方法律文化进行了比较,力求从差异中找到更适合中国民众的法律文化模式,重构中国法的价值.     

论法律现代性危机的解决理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面对法律现代性出现的危机,西方法律学者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西方出现的法律现代性危机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法制之路,是每个中国法律学者都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浅析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启示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中有益成分，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试论我国能动司法的正当性

能动司法包括审判上的能动司法和审判外的能动司法,具有情法兼容、调判结合等特点.在中国完全遵守西方传统的司法克制的运作方式,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的运作和权利意识的关系来看,能动司法在遵守了西方基本法治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相适应,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法律运作方式,可以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运作提供一个正当性基础.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王娆余辉＊法律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同时代、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对诸多法律问题给以理解、注释和回答，构成了丰富的法律思想文化。本文试从法律思想入手，对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民族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铸就了民族法律文化的魂灵，而民族文化和民族法律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民族性格。西方法律文化创造了西方制度文明，但其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虽然必要，但也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否则只会“南橘北枳”。几十年社会主义法制实践证明，刚硬、冷峻的法律实际上饱含人类的悲悯之情，法律的魂灵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失落的魂灵。社会主义法治才会真正实现。     

近代民事立法对固有民法资源的吸收与整合

在近代 ,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 ,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 ,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 ,这种碰撞促使中国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 ,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 ,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 7年 )的清末修律 ,终至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实施。就其立法精神、编制风格乃至法条内容而言 ,始终是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物。但作为一种与中华法系毫无联系的新型法律制度 ,它同在此时期其它的“舶来物”一样 ,与中国社会生…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西方的权利理论是否适合中国

西方的法律以权利义务双向调节机制来规范社会生活,于是有了西方的自由与强盛。但中国传统的法律运用的是一种权力服从双向调节机制,是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当前正处在一个社会和经济迅速变革的时期,近年来中国法律的一些发展变化说明西方的权利理论在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与西方完全不同而又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也会逐渐得到认同与运用。     

全球化时代世界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对我们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交流和合作空前活跃,政党政治在各个国家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社会基础、运作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研究世界政党的发展变迁,更好地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总形势,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政党执政的成功经验,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法学与史学之间：2O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以陶希圣学术研究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受此影响，20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并由此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声名。其中有两类学者特别值得注意，一为非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而在法学领域里取得重要成就，其典型代表为瞿同祖；一为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却旁逸斜出，在别的领域异军突起，开创新的学术天地，其典型代表为陶希圣。前者已为法学界所熟知，后者则未足以为法学界所留意。本文深入探讨陶希圣以社科方法研究法律的缘起、发展及转向，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发展的状况与学理基础，及其与其它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的共通与相互借鉴之处。     

浅议BOT在我国的应用及其立法的完善

BOT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的一种投资方式。本文阐述了BOT的意义,尤其是对我国引进外资、发展基础设施的作用;介绍了两个我国利用BOT方式建设的项目;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与BOT在我国的发展不相适应之处,提出应调整和完善我国目前的BOT立法,以保障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良好运行。     

论西部大开发的法制建设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具体实施中 ,各种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 ,而法制建设尤其重要。法律应当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西部地区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都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制来规范和促进。西部应当从实际出发 ,在我国宪法指导下 ,建立健全具有西部地区特色的法律制度 ,以促进西部地区的大发展。     

中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研究

随着中国的“入世,”外国商品在华倾销越来越频繁,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我国现行的反倾销立法存在着立法层次较低、实体方面有缺陷及漏洞、程序方面有缺陷等问题,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经济发展,因而,必须借鉴国际反倾销规则,尽快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     

美学研究的误区

考察中国现代美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美学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盲目崇拜西方,漠视民族传统;二是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严重;三是研究范围狭窄。中国美学要实现理论创新,研究工作必须跳出误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并善于运用当代科学技术成果。     

日本预防组织犯罪对策的要点及其启示

日本包括西方许多国家的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均可说是与制度有关或由制度造成,因此,日本基于这种环境,在＂对策＂中首先从＂法＂的高度进行组织保障,从＂修法＂起步,制定＂纲要＂指南、规范过程实施,强化重点保证,以及在宏观处立足、在过程中掌控细节等。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国际上的一些职业犯罪包括敌对势力和邪教等组织肯定都会把触角伸向中国,中国警方必须积极应对、未雨绸缪,制定中国式的预防组织犯罪对策,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清除组织犯罪滋生成长环境、把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拒之于国门之外。     

论我国信用证欺诈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的立法在实体上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程序方面过于零散、不严密,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必要细化《刑法》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完善《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保全的规定,制定系统的信用证欺诈法,并吸收国外一些成熟的立法和司法经验。     

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论纲

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党内法规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概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理、法理与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体现。在建党一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新范畴,理直气壮地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之"法"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法学领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后备力量的必然要求。中国法学界应深刻把握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的变革性意义,积极将党内法规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积极推动党内法规学理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大发展。     

论构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中国检察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与西方三权分立下的检察制度具有本质属性区别,因此,确立和完善中国检察制度必须考虑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也是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中国检察制度还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应当从健全法制、改进领导体制以及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