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的四种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性的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该制度一般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交纳合作医疗经费.而乡镇和村集体要给予资金扶持,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作为我国农村特有的一种医疗保障形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无疑是对政府运作的农村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与改进——基于江西省赣州市X县的调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笔者通过对江西省赣州市X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情况调查,发现自2006年实施至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证明了其确实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1、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性不高。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合作医疗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含管理部门）和农民等多个主体,改革难度与障碍既大又多。主要原因有：国家的主体责任发挥不够;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医疗机构忙于逐利;农民收入低下且信心不足等,合作医疗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选择至关重要。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与对策

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农村卫生的基本制度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从而也使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滑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是造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滑坡的制度性原因,而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在缺陷是造成农村合作医疗滑坡的重要原因。而要解决目前农村合作医疗滑坡的问题,就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突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实行新的合作医疗制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于60年代,鼎盛于70年代,80年代出现严重萎缩。从90年代起,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发展道路,采取"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的办法,尝试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入21世纪后,我国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经过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基本覆盖三个阶段六年时间的努力,在2008年基本建立起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让农民享受"城市"医疗服务

都江堰市于2003年底在全市基本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搞好医疗卫生服务,切实解决好"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否满意,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是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为此,都江堰市采取了相关措施,着力解决农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问题.     

我省试点县"参合"率超过70%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了"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工作目标.2003年3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确定都江堰、彭山、叙永、武胜、金阳等5个县(市)为我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     

养老保险的"空帐"与基金缺口问题分析

我国养老保险近几年来当期收入不抵支出,个人帐户"空帐"与基金缺口问题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本文认为应由政府来承担转轨成本,这是解决"空帐"与基金缺口问题的关键.     

青海省新型合作医疗的调研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构想。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于2003年1 月1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中提出: “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新一轮的合作医疗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县为统筹单位,二是政府要大力支持。因为有了政府资金的注入,所以这次的合作医疗明显是一种政府行为, 目的是为了改善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加强农村的卫生保健工作。地方政府如何理解和运作这种新型合作医疗体制?农民的反应到底如何?这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行性有多大?实施中可能会发生那些问题?2004年10月我们对青海省进行实地调研,综合干部和农民的视角,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难点。     

房地产热中的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

房地产热已是不争的事实.鉴于房地产业在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府目标达成等方面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对其进行全面控制."经济人"本性使地方政府做出的种种有限理性行为,是导致房地产"热"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有效治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是为房地产"退烧"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1966年：“文革”头一年“斗批改”思想的历史演变

1966年是"斗批改"思想演变历史进程中的第一个独立阶段。这一年中,"斗批改"思想经历了一个酝酿、提出并定型的过程。"斗批改"是一个无所不包但又缺乏实质性内容因而显得空泛的概念集群,深深地打上了"文革"所有的意识形态烙印。"斗批改"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文革"宏观而整体的运行规划和制度变革设计。     

"再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时期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和应采取的重大措施,需要在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中以准确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为前提.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等式说明,深刻理解经济发展方式需以深化领悟经济增长方式为逻辑起点.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还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但它却是基于解决改革实践中的重大新问题,在尊重经济发展研究的逻辑演进基础上,注重从拓展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入手,从更广阔的视野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逻辑递进与理论创新的思路,既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上帝之死“时代中的朋霍费尔

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信仰状况就是"上帝之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多种含义.20世纪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对"上帝之死"作出了神学的回应,他的"上帝之死神学"指出,上帝之死是那种显示神迹的上帝概念的失败,真正的上帝概念是一个受难的上帝.     

“世界屋脊”上空的航道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在50年代初,由于交通困难,西藏同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十分不便,西藏地区各方面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55年12月,党中央为了帮助藏族人民建设新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决定开辟北京-拉萨的新航线。中央指示空军在总参谋部的直接领导和兰州军区、西藏军区协同组织实施开辟新航线的任务。     

人的存在视域中的多重认同

在马克思的人学视野中,人的存在包括个体、群体和类三种形态。从这一视角出发来理解和把握认同问题,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作为认同主体的人具有多样性的存在形态,因此,其认同也就必然表现出多重形态的存在。多重认同之间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意蕴,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一个多重认同存在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统一--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

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中央与中央局组织若干问题考析

中共临时中央 1 93 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 ,几乎代替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当年 4月以后 ,苏区中央局几乎不单独行使职权。这说明中共临时中央的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了。但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 ,中共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从未用过中共中央局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