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

交通肇事案件是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一类,但作为过失犯罪,"肇事后逃逸"对于该类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有着较大影响。因此,在办案过程中要准确掌握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肇事后逃逸",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两头骗"型诈骗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本文笔者从"两头骗"犯罪基本模式出发,对新兴线上网络"两头骗"诈骗类型进行研讨,助力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民刑界分、被害人确认等问题.     

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相关问题分析

文章从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概念认定入手,通过对风险认定、被害人对风险的预见性、对风险行为的明示及默示认可,以及对风险结果的排斥性内涵阐述,完成对这一概念的初步认定。经由对我国此类案件司法实践的总结,被害人自陷风险情形不阻却犯罪成立,但可影响量刑;承认行为人在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肯定其过失犯罪;在案件判决中不做区分,同一对待。最后,针对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排除,提出从行为人支配力判断及被害人自我决定权判断两个分析角度出发,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电脑网络--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新媒介

据笔者调查,近年来网络案件数量上升,作案人中有75%为1 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为财产型犯罪.主要表现为以"网络"为媒介,获取他人信息,合伙骗抢.作案成员大多冒险性强、约束力差、家长监管失控,相互感染影响,为了减少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必须规范网络的经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监管,进行社会综合治理.     

洗钱罪的司法适用 ——以杨某洗钱案为切入点

当前实务中对洗钱罪的认定存在难点,已成为影响我国洗钱罪适用效率的重要原因.其中,针对行为人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两要件的认定,系洗钱罪适用的争议所在.具体而言,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证明,可综合全案基本事实采用刑事推定的方式进行间接认定,且应允许行为人提出证据进行反驳和辩解.对行为人客观行为的认定,应重点审查有无通过资...     

性侵幼女构成强奸仍应以“明知”为前提

"明知"仍然应当是性侵幼女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要件。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于犯罪对象"确实不知",就无法形成强奸的故意进而构成强奸罪。"明知"是存在犯罪对象的故意犯罪之构罪要件。犯罪故意的内在构造决定了行为人成立故意犯罪应以对犯罪对象的明知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对对象认识错误案件的处理模式也佐证了对犯罪对象的明知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必要条件。适用严格责任制度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也有悖于现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来认定性侵幼女行为的性质。根据《意见》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即便被害人是不满十二周岁的幼女,行为人要构成强奸罪,在主观上仍然需要具备"明知"的要件,只不过《意见》对行为人的"明知"采用了推定制度而已。采用推定制度来判定"明知",不仅可以严厉打击性侵幼女的犯罪行为,也坚守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当然,司法机关应当允许行为人就其主观上不存在罪过提出反证。     

国是

高层High Level李克强:让保障房违规者付出高代价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是关系保障性安居工程成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这就要求要坚决查处骗购骗租、变相福利分房、质量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等问题,让违法违规者付出高代价。     

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疑难问题研究

本文以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务为视角,阐述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思考及注意的问题.实务中,认定本罪主观明知多适用法律推定认定,明知仅需认识到被帮助对象实施了客观方面行为要件即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被帮助对象行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等不影响定罪量刑.本罪中的涉案财物应返还上游诈骗犯罪被害人,但就如何确定返还比例、...     

帮信罪中“明知”的阶层试认定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表现的主观上的“可能知道”,要进行合理的法律评价,分情况推定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中规定的“明知”。在处理案件时,要以一个社会理性人的角度去分析案件,只有当行为人对于知晓被帮助人会犯罪的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时候,才能推定为“明知”进而追究其责任。反之,则不能随意给行为人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否则会扩大该罪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对犯罪的精准打击。法律工作者在实际推定“明知”时要分三步走,逐步递进,不可完全凭借主观感受去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民间纠纷轻伤害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不具有“主观故意”的认定研究

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刑事案件,在认定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时,应严格审查行为人的主观形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不应形成“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片面观念,不以造成伤害结果就形成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伤害的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有罪推定,应排除行为人不具有伤害意图、实施正当防卫或者因意外造成伤害的情形。     

侵占罪主要争议问题研究

本文从一起徘徊于盗窃罪和侵占罪之间的案例说起,以侵占罪的主要争议问题为视角展开讨论。首先,对刑法学上"占有"的含义进行剖析,判断行为人是否对财物具有占有的地位应当结合主客观条件进行。在此基础上,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为前提,对代为保管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得到只要行为人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前已经合理占有财物,即可构成代为保管关系的结论;而后,针对拒不退还的认定问题,认为在法院立案之前,行为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无法或拒绝退还财物,即构成拒不退还。     

由一起诈骗案引发对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界分的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是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最为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近年来,诈骗案呈多发高发态势,且新型诈骗层出不穷,尤其涉及合同履行类的诈骗案因与民事纠纷相纠缠,导致检察机关的办案难度越来越大。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该行为到底是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已经成为办理诈骗罪案件的痛点与难点。本文将从一起诈骗案入手,讨论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别,为办理相关的诈骗类案件提供思路。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及解决途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在缺陷.以客观结果推定行为人"明知"无偿还能力,直接用诈骗方法对行为人主观意图进行认定的做法缺乏合理性;不区分"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节点可能会造成不利后果.为实现精准定罪量刑之目的,应改变单纯的结果认定模式,防止发生客观归罪的裁判结果;对行为的认定与主观目的认定进...     

高校防诈骗教育路径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大学生群体成为诈骗分子的主要首选对象。面对花样百出的诈骗套路,学生存在防骗意识较弱,识骗、拒骗的能力不足。防诈骗教育是高校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教育对象单一,教师单向输出,学生防诈骗意识不够等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针对防诈骗教育路径进行探讨,把重点放在被骗之前的防范教育,以期从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四个教育路径提升优化,多方联合,实现三全育人,促进校园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     

刑事审判风险防控的探索与思考

我国刑事审判存在着一定风险,从性质角度、风险处理难度进行划分.具体而言,故意伤害方面的案件、涉众型经济犯罪、"黄赌毒"案件是较为容易引发风险的刑事案件类型,这几类案件各有其特点与犯罪原因.从刑事审判权运行角度来分析风险防控,运用公开、改革、科技共同推进刑事审判风险的防控.     

关于赔偿车辆价值贬损费合理性的思考

车辆贬值费逐渐被公众提及,可车辆贬值费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又怎样确定其数额?文章从侵权法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和损害理论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望能为今后我国交通肇事财产损害赔偿的相关立法和案件审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弑亲“尖子生”的人格特点及犯罪心理成因

近年来,"尖子生"弑亲案件的频繁发生,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两例案件分析了该类学生的人格特点和犯罪心理成因,尝试从犯罪心理发展过程的角度,找到预防悲剧再次发生的措施.     

猥亵儿童案件中“公共场所当众”的认定及适用

近年来,频发于校园等公共场所的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司法实务部门关于如何认定"公共场所当众"这一问题的诸多争议。猥亵儿童罪中的"公共场所",除包含《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明确列举的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之外,还应涵盖其他在性质、功能、使用对象上与校园、游泳馆和儿童游乐场等相同或相似的场所,如学校教室、学生集体宿舍、学生食堂、民办培训班等;在此基础上,"当众"只要求行为人实施猥亵行为时有3人以上在场且行为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至于"众人"是否同时在场、行为是否被实际发现并无影响;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这一情节的适用,并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入罪情节或量刑情节,而是应当在具体案件中结合行为人的作案时间、地点、次数、持续时长、猥亵部位及猥亵人数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奸淫幼女行为的刑事规制及其完善——以104件奸淫幼女案为例

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奸淫幼女型强奸行为有效规治的基点所在。基于实证考察及其分析,揭示现有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行为人为特殊主体的案件频发,刑事立法的直接性规定阙如;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案件在办理过程中的把握不一;造成幼女怀孕、自杀后果的案件是否作为加重处罚情节界定不明;对幼女尤其是十二周岁以下的幼女的侵害行为是否以"明知"为前提仍有争议。为此,保护幼女的刑事政策需要受到刑事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同时在刑事法律犯罪圈合理设置之余有效配置刑罚比重,兼顾惩治与预防、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酌定情节与法定情节等的协调统一,以有效解决当下实践中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