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论纲

低收入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对象。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探索如何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将成为时代性的课题。围绕制订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基于最少受惠者视角论述了价值目标、实现路径和关键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价值目标上,阐述了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社会合作和内生动力论。在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方面,总结了先富帮后富、城乡一体化、“救助+慈善”助力的发展路径。在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方面,提出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作用,建立以就业为核心的增收性帮扶政策路径,健全以纾困为核心的综合性保障政策路径。     

经营村庄: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与内在机制——基于川西Z村的个案分析

农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营村庄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川西Z村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营村庄构成了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经营过程来看，经营村庄包含了经营土地、经营产业、经营项目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经营土地通过土地整治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土地资源价值显化，且经营土地构成了经营产业和经营项目的资源基础。经营产业以三产融合的方式促进了村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了农民就业结构，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且经营产业塑造了经营土地和经营项目的目标指向。经营项目通过项目竞争吸引了上级关注并获得了项目支持，同时经营项目为经营产业和经营村庄提供了强力支持。从经营条件来看，村社自主性机制、内源性发展机制、分配正义机制三者合塑了经营村庄中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村社自主性在提升内部整合能力和外部博弈能力的基础上塑造了经营村庄与农民共同富裕的主体能动性。内源性发展在动员村民参与、保持村庄开放性以及促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成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动力来源。分配正义通过制度与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缔造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Z村经营村庄的实践给其他村...     

"多元一体":集体主导的村社养老模式 ——基于闽南乡村敬老院的个案考察

敬老院是村社集中供养模式的组织载体。在乡村社会场域中,敬老院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村集体的组织动员。村集体不仅是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的重要主体,而且通过养老服务外包构建了风险共担、分流治理和监督制衡的治理结构,维系了敬老院的日常秩序。因此,村集体是统合地方政府、乡贤群体、农民家庭和养老服务公司等不同主体的核心,由此形成"多元一体"的村社养老秩序。面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困境,通过发掘基层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村庄社会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村社养老模式,是回应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的有益探索。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从“先富”到“共富”的体制障碍和机制缺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然而,由于"先富"的政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政策预期,导致由"先富"到"共富"的政策难以发挥作用。转型后期,为了实现共富的社会目标,必须坚守民生理念,强化经济规制,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论社会回应主体

回应主体是研究“回应”范式的三个重要维度之一。在回应关系中,互动者都是主体,但客观存在“诉求主体”与“回应主体”之分。因而判断一种回应关系的性质及互动者在其中的“地位”,应以回应关系中“谁”是回应主体来界定该回应关系的类型。回应范式包括政府回应、社会回应与共同回应三种基本形态或类型。在社会回应关系中,回应主体是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群体乃至社会个体,所以社会回应关系中的回应主体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确定性三大特征。要实现社会回应主体之间互动的有序和持续,需要思考社会回应主体的培育和组织化的路径问题,并着眼于社会回应主体内部回应意愿的机制设置及外部组织化路径的建构。     

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富”的实践进路

物质资料丰盛与精神文化富足是全体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要求。精神生活“共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指向与现实考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助力人民群众解决精神难题与发展精神生活的稳定器,实现精神生活“共富”,必须发挥好核心价值观定向引领的作用。核心价值观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内在同构性,用好核心价值观的“三倡导”,加强全体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精神融入度、健全评价体制机制等实践,满足全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早日成为现实。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与治理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民服务资金”为例

后税费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不断推向深入,从管理到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取向。城乡一体化、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动力。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提供了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中,做到资源外部供给与村庄统筹有效结合,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回应群众的迫切需求,在做小事中增强服务型基层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乡村治理视角下,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要跳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范式,不断完善服务和村庄治理机制。     

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加快推进共同富裕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新发展阶段、建立理想社会结构和消除相对贫困等方面分析共同富裕的形势背景,结合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深入理解并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多重功效,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需减少体制机制诱因下的群体性贫富差距问题,在新发展阶段重视和强调"第三次分配",提高社会成员个体可持续的创富能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基础。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念好“共富经”要靠改革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孜孜追求和不竭动力。重庆肩负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命，率先提出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目标，率先推出“共富十二条”系统谋划。这是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新实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探索，必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念好“共富经”，让“共富十二条”开花结果，要靠改革。     

脱嵌的产业扶贫——以贵州为案例

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进村,以行政路径依赖为运作机制,因缺乏村庄社会性参与及村庄公共平台的承接与运作,往往会导致扶贫目标偏移、拉大贫富差距、加速村庄原子化溃败、农民对身边党政工作和形象不认可等后果。推动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进村体制、机制与村庄社会的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相嵌合,并重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而可行的创新探索。     

基层干部推动共同富裕的几点思考

基层干部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必须在意识、能力和精神等方面实现全面跃升。基层干部要着力培养共富意识、发展意识、民生意识、担当意识，做共同富裕理念的传播者、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惠民利民富民的贴心人、勇立时代潮头的追梦人；要大力提升政策研究能力、执行落实能力、基层治理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确保共同富裕方向不跑偏、举措见实效、成果有保障、动力可持续；要大力弘扬斗争精神、铁军精神、工匠精神、“四千精神”，在推动共同富裕中涵养精神气质、锤炼政治品格，真正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     

打造过硬支部 引领“魅力张烟”

即墨经济开发区张家烟霞村共有村民328户、1258人,村＂两委＂成员4人,党员71人,村民代表46人。近年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主心骨＂和＂当家人＂作用,坚持红色传承,突出党员带头,注重文化强村和制度落实,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抓党建、促发展、筑和谐,推动村庄发展实现了＂华丽转身＂。村庄发展谋长远,为民服务勇当先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日常交往视角下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阶层关系的建构——以浙北D村为例

文章是对阶层关系研究传统的延续,基于对浙北D村的个案调查,引入村庄内部的社会性机制来透视阶层之间的关系,着重从村民日常交往的角度切入,研究村庄阶层关系的生成机制,动态地呈现阶层关系的建构逻辑,以此实现对相对静态的阶层结构研究的突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村庄阶层分化的凸显,村民日常交往实践规则的个人化,处于不同阶层的成员往往是根据自己现实的需要及喜好自由选择特定的对象进行交往,交往活动高度理性化,个人的主体性意识凸现出来。不同阶层的成员因职业、经济收入等原因,在交往意愿上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富人阶层交往意愿上的强动力、中间阶层交往意愿上的次强动力以及底层交往意愿上的弱动力。此种内涵于心理的交往意愿,在日常生活的交往实践中,借由交往活动专门化所导致的对时间的要求和交往规则及内容的消费化这两种社会机制型构了该村的阶层关系类型,主要体现为富人阶层、中间阶层对底层的排斥关系以及中间阶层对富人阶层的依附性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合理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乡土精英治理向二元精英共治的转型。村级事务从以关系嵌入型事务为主向关系嵌入型事务与关系脱嵌型事务并重的变迁是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发生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的适当调整为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中,受村干部选任重视年龄和学历的影响,村治主体中的乡土精英逐步为行政精英替代,由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趋于瓦解。这直接造成村庄中关系嵌入型事务处理主体的缺失,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针对这一困境,存在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制定多元化的村治主体选任标准,同时为乡土精英和具有行政精英特质的年轻高学历人群提供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通道,确保二元精英共治结构的持续;二是提升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职位对行政精英的持久吸引力,让行政精英产生对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工作的深度价值认同,以更好地习得乡土治理经验与乡土精英特质,推动行政精英向同时具备二元精英特质的综合性精英转变。     

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杭州市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的调研

扎实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如何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源式发展则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发布的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为案例,通过NCA与QCA混合的方法发现党建、能人、产业、文化等因素是影响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变量。在多重变量作用下,以内源式发展为导向的乡村共同富裕呈现出伙伴协作型、文化认同型、产业融合集约型、综合发展型等四类“殊途同归”路径,且乡村内在动力的产生和内源机制的变化具有交替性与动态演进性。因此,需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情况,注重空间布局,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加快打造乡村共同富裕建设的样板品牌。这不仅能丰富乡村共同富裕理论研究,也为其他地区选择匹配性乡村内源式发展策略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研究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强化、僵化的重要原因.国家非均衡的制度投资形成了城乡不同的制度结构.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城市制度有利于保护产权,减少交易成本,技术创新,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力强,有利于经济增长.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农村制度不利于产权保护和技术进步、交易成本高,不利于经济发展.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造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演变和经济发展路径,导致城乡差距难以缩小.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优化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