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围绕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展开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在梳理、归纳和评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学者借鉴相关学术成果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的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关重要。     

锐词

数字游民指无需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场所,而是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的人。这种移动办公形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工作与工作地点、时间的强关联,模糊了工作、生活、休闲之间的界限,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工作空间和时间的自由。统计显示,超六成年轻人渴望选择办公地点不固定的工作方式,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等地成为“数字游民”的优选目的地。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点到”即可“为止”？——数字监督下乡的治理情境、效应及张力

随着国家治理资源和重心持续下沉,村居小微权力监督正规化、精细化的命题凸显,在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数字监督下乡蔚然兴起。以Z省“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平台”运行为例,研究发现,数字监督下乡的确显现诸多积极效应,诸如驱使小微权力运作更趋规范透明的制度效应,捕获异常信息实现智能预警的防腐效应,以及方便居民参与监督并“秒获”回应的民主效应等。但实践中数字监督下乡也遭遇一些“别扭”与“意外”的情形,显示数字监督下乡易于引发一些深层次治理张力,诸如其所负载的科层治理与基层自治治理之间的张力,所主张的精细治理与基层简约治理之间的张力,所追求的规则治理与基层情感治理之间的张力。消解这些张力,需要明确数字监督下乡的行为边界,以谦抑姿态实现数字监督下乡有所进亦有所退。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使命,数字经济作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驱动引擎。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研究发现：直接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检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强数字新基建覆盖度、构建数字技术应用体系、创建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完善数据流动共享机制、蓄力打造科技创新环境,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玩工”与“玩乐劳动”：数字资本主义的游戏形式、同意制造与价值剥削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数字/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模式,其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性与侵略性,以价值剥削为目的,通过对劳动者的压迫与控制实现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积累。同时数字资本主义以一种全新的运作机制介入社会生活,以“玩耍”“游戏”的形态装扮剥削内核,以玩乐的消费性遮蔽其内在的生产性,从而将互联网用户变为自主自觉的“玩工”,自愿从事数字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数字资本主义的游戏生产形式、同意制造代替强制生产、对价值剥削内核的继承标志着劳动的数字化转型,一种新的工人阶层和劳动形式——“玩工”与“玩乐劳动”成为数字/信息时代的标志。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从“政府主导”到“村庄经营”：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已然在全国层面开展实施。然而在政府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着政府过度干预的现实问题,容易导致数字乡村建设沦为一项“形式主义工程”。以村庄经营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更新、资源整合、产业打造、权益保障四个维度出发,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数字乡村高质量经营秉持着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唤醒村庄沉睡资源、发展村庄特色产业、保障村民共享权益的实践逻辑,这实则反映了发挥主体性作用、激发内生性动力、发展特色化品牌、构建村庄共同体的内在机理。然而,由于治理理念的转变和技术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前数字乡村高质量经营在实践中仍面临着挑战困境,即重建设轻应用、重设计轻运营、重局部轻协同、重展示轻赋能。基于此,未来需要从经营理念塑造、经营方式创新、经营机制完善、经营整体发展等方面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目标。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意见

云政办发〔2007〕134号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快我省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发展,以信息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为确保“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顺利实施,取得实效,特提出如下意见。一、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一)农业农村信息化现状。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带动下,我省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发展较快,为…     

数字的遮蔽与人性的复归——试论数字化时代的三重“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今社会迈向了一个以大数据、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以此为契机,打着“自我实现”的幌子,以更加隐蔽和深刻的方式进行数字劳动异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精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异化。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们由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自我剥削”,资本的增值欲望在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中覆盖、渗透、塑造着当代新的异化。厘清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通过科学的批判不断透视事物化现象、戳穿数字资本颠倒的假象,扬弃异化之道,不仅关涉人的实际存在和生活方式,有助于规范数字技术运用,而且可以从思想层面深化和推动人的主体性复归。     

数字党建研究综述：发展历程、研究进路及未来展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数字党建是百年大党在数字时代实现党建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从数字党建的内涵出发,梳理关于数字党建研究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分析数字党建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并对数字党建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绘就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泗阳画卷

百业农为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未来五年“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泗阳是传统农业大县,农业占比达到11.13%,素有“杨树之乡”“青虾之乡”“棉花之乡”的美称。近年来,泗阳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连续三年获评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第一等次,上榜全国“数字乡村百强县”,一幅“平畴沃野、桃果飘香、林海绿都、灰瓦白墙、河清湖秀、陌上泗阳”的新时代“鱼米之乡”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促进数字社区和数字乡村深度融合，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层面，数字平台推动社区与农村、消费者与厂商、城乡要素深度融合，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拓展空间，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载体，激活经济发展潜力；在社会层面，数字创新场景助推城乡全面数字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社区生活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成为数字生活入口。对此，应加快城乡数据共享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务服务平台与商业平台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强化城乡居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培养与教育，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与势，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情境认知视域下的农民数字素养：现实制约与纾困路径

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乃至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基于情境认知理论,从“数字技术情境—数字价值认知—数字化能力”维度可为探索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以及纾困路径提供一种新的建构逻辑。浙江省Q市K县数字乡村建设实践表明,当前农民数字素养存在三个方面的现实制约：一是乡村数字情境的薄弱化、单一化与低效化;二是农民数字认知的滞后性、排斥性与局限性;三是农民数字应用能力的差距性、单向化与碎片化。未来可通过“技术下沉”拓展乡村数字资源供给、通过“认知转变”凝聚农民数字价值共识、通过“资源整合”重构乡村数字技术培育体系,从而不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