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立法修订审思与罪数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立法表述,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中,完善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加大了罚金刑处罚力度。因法益侵害类型的多样化,自洗钱行为入刑与传统赃物理论并不矛盾。从法益侵害角度出发,对自洗钱行为不能依据事后不可罚行为或牵连犯理论进行评价,应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数罪并罚处理。认定他洗钱犯罪时仍需证明协助者主观方面为故意,可通过刑事推定方式认定行为人对7种上游犯罪为明知,并结合罪数原理、共同犯罪理论及具体情境综合认定协助者罪数。     

洗钱罪司法实务疑难问题探讨

在办理洗钱犯罪案件中,应根据上游犯罪侵害的法益,结合具体洗钱手法,将上游犯罪所得限定为源于上游犯罪并且可以成为洗钱罪犯罪对象的非法获利部分。同时,应从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主观意图和客观功能方面,对洗钱行为加以实质把握。自洗钱入罪后,行为人既有上游犯罪行为又有洗钱行为的,应数罪并罚;司法机关应根据行为人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具体内容指向认定共同犯罪,对于仅共谋和实施事后帮助洗钱的行为人宜只认定为洗钱罪。     

自洗钱及上下游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

<正>【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标志着我国洗钱罪的结构转型,现阶段洗钱罪已逐渐脱离影响司法正常活动的赃物犯罪,其法益应理解为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进而区别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自洗钱与非洗钱可通过是否使财物性质发生“化学反应”及结果上是否侵害金融安全法益来判断;上游犯罪行为人与他人在事前具有洗钱合谋,具体构成上游犯罪还是自洗钱的共犯,应以他人是否仅就洗钱进行合谋,及是否实质影响洗钱行为的计划制定来具体区分。     

自洗钱犯罪争议行为分析

<正>反洗钱是维护金融安全、完善国家治理和促进双向开放方面的重要工作。《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中“明知”“协助”的表述,实现自洗钱行为犯罪化及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利于遏制洗钱及上游犯罪。在实践中,上游犯罪与洗钱行为相互渗透,洗钱手段不断翻新,带来自洗钱犯罪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争议。本文结合自洗钱入罪背景,对几类争议行为及分歧原因进行分析,以期为自洗钱犯罪的司法规制提供借鉴。     

论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

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也称片面典犯,或称为单向共犯 是指共同行为人的行为总和造成了某一犯罪结果,但共同行为人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通谋,而只有共同行为人的一方有与另一方共同犯罪的故意,相应的对方无共同犯罪的认识。在这种犯罪形式中,有共同犯罪故意者,成为单方的共同犯罪人。     

罪量要素的价值属性在共犯中的运用

犯罪构成罪量要素有着完全不同于罪体要素的价值属性,因此,不可能在共犯理论中同时解决罪体与罪量两个不同层次的符合性问题。共犯认定与罪量要素所决定的公权力处置方式的判断具有位阶性,即:首先在不考虑罪量要素的情况下,判断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判断参与人客观归责的范围;然后根据立法、司法解释确定的罪量标准,决定对行为人给予的公权力处置(刑罚抑或行政罚、轻刑抑或重刑)。如此,不同罪量标准的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罪量标准不同的犯罪部分共同(构成要件部分重合)时以及所谓"虚拟共同犯罪"等情状下存在的推理难题均可迎刃而解。     

“共同犯罪”理论体系示意图

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主观方碱卜闷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犯罪构成理论在共}同犯罪中的运用任意共同犯罪以是否能任意形成为标准进行Rll分一人可构成,数人也可钩成的。如杀人罪,一人可构成,共问犯罪也可构成必要共同犯罪刑法步助班中规定必须共同犯解构成的犯非.一人不可能构成。如第95条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卜刁参见第162条第3款之送绝定以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为标准进行力份事前无通谋的共词犯罪形式简单共同犯罪共同失行犯罪构成的行为。从不同角度,;界用不同坏准划分,可从各个力,面认识共同犯聚性质和危害程度,以·…     

论毒品犯罪的共犯认定思路

毒品犯罪中,在各参与主体共同策划、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犯罪的典型情况下,认定共犯关系并不困难,但在各相关主体之间联络松散、行为相对独立、利益关联度弱的边际地带,共犯关系的认定疑难复杂、界限模糊。从共同犯罪的本质出发,共同犯罪意志是危害行为的参与者成立共犯的内在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对他人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或者促进作用的行为,要认定为毒品犯罪共犯,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对行为人而言,应当具有参与到他人实施的毒品犯罪中的意思表示;二是各共同参与人对于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该毒品犯罪达成了合意;三是对其他参与者而言,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主要意义在于帮助毒品犯罪的完成。只有按照上述思路进行司法认定,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     

关于自洗钱行为罪数及处断的问题

如何具体处理洗钱上游犯罪与本犯实施自洗钱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根据转移和转换手段的不同，自洗钱行为可分为物理型自洗钱和化学型自洗钱。可先根据全面评价原则，对行为事实进行法律评价，即评价的罪数。再根据禁止重复评价、事后不可罚等原则，对行为事实进行具体处断，即处断的罪数。在此基础上基于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侵害法益重合度和犯罪构成关联度，对物理型自洗钱，可将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但应在判决书中明确宣告所犯罪名。对化学型自洗钱，应以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并结合法益侵害重合度适当从轻处罚。     

网络黑产链犯罪中帮助行为的刑法评价

网络黑产链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与传统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有较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的关联程度及行为的作用效果等方面。然而,目前对网络黑产链犯罪中帮助行为人以共同犯罪论处存在理论障碍,如欠缺共同故意且正犯行为难以认定为犯罪等。司法实践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确实具有现实需要。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论域应当限定在正犯、共犯分离二元参与体系的形式正犯概念之下。在我国刑法分则对实行行为明确定型的立法体制下,司法机关超越解释权限将帮助行为扩张为实行行为的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有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是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的典型立法实践,但成立该罪既不要求帮助行为人对被帮助者实施的具体犯罪内容有明确的认识,也不要求被帮助的犯罪行为在实体上或程序上被认定为犯罪。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共犯本质论之我见——兼议行为共同说之提倡

行为共同说将共同犯罪理解为共犯人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的一种犯罪方法？类型，就刑事归责而言，与单独犯罪并无差别；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持（部分）犯罪共同说，但对该说的缺陷却鲜有论及，部分犯罪共同说通过“犯意联络”将行为人可罚性的基础奠基于整个“犯罪集体”，必然导致对个人责任原则的悖离；行为共同说则从个人责任原则出发，重新界定共同犯罪的本质，使行为人的可罚性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行为；在行为共同说的框架内，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必须重新诠释。     

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

我国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存在不区分不法与责任、不区分正犯与狭义的共犯、不分别考察参与人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等三个特点,这种认定方法导致难以解决诸多复杂案件。认定共同犯罪应当采取相反的方法:其一,共同犯罪的特殊性仅在于不法层面,应当以不法为重心认定共同犯罪;至于其中的责任判断,则与单个人犯罪的责任判断没有区别。其二,正犯是构成要件实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应当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犯;当正犯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 (包括危险)时,只要参与人的行为对该结果做出了贡献,就属于不法层面的共犯。其三,只有当参与人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时,才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故共同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因果性为核心。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和回答"共同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之类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可以淡化"共同犯罪"概念。     

论短缩的二行为犯

短缩的二行为犯(间接目的犯)是以实施第二行为为目的的犯罪,但只有第一行为是构成要件行为,第二行为不是构成要件行为;间接故意可以成立短缩的二行为犯;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实现与否,既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也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作为目的的第二行为时,应根据四种不同情形区分罪数;不具有特定目的的人与具有特定目的的人共同实施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第一行为的,以及后行为人参与实施第二行为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定及部分共同犯罪原理,分别不同情形判断是否成立共犯。     

对受贿罪共犯范围认定的理解——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认定中疑难问题研究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是渎职类犯罪,司法认定中疑难问题很多。该罪的罪过形式宜采行为心态加结果心态二元模式认定。该罪的行为方式包括作为形式的滥用执行权与不作为形式的滥用执行权。执行人员依据有明显违法性错误的判决、裁定执行的行为属于滥用执行权。认定不作为的滥用执行权要重点考察不作为的原因。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执行人员在有执行判决、裁定的期待可能性时执行上级违法命令的行为,司法工作人员内部共同不履行执行权的行为,＂内外勾结＂共同滥用执行权的行为,在符合共同犯罪成立条件时,均可构成共同犯罪。     

自洗钱犯罪的罪数问题研究

自洗钱行为入罪，不仅在政策层面有着顺应时代背景和接轨国际潮流的社会正当性，而且在理论层面，一行为说、不可罚事后行为说等持论的可商，亦证成了自洗钱入罪的刑事正当性。自洗钱入罪后，对于自洗钱行为和上游犯罪行为的处断应予数罪并罚，其理论考量在于：一是想象竞合、法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等从一罪处断论的理由难言妥当；二是数罪并罚既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全面评价的要求更为相合，又与罪数理论的实用主义和简明发展方向更为相契。     

赵某没有共同故意,不能构成贪污罪

原审法院认定赵伟通参与朱鹤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侵吞集体财产的犯罪,是贪污罪的共犯。其具体理由是,赵伟通明知朱鹤云想捞取非份的河蚌,仍为其帮忙出力,二人串通私自修改合同,增加赵方的分配数额,共同侵吞集体财产。其实,这个结论和理由都不能成立。因为赵主观上不存在贪污的故意,更不具备与朱一起实施贪污罪的共同故意。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里强调了二人以上,既要在主观上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又要在客观上有共同犯罪的行为。首先,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犯罪人之间的犯意互相沟通、交流,即每个人都知道,自     

洗钱罪司法适用的观察、探讨与反思

近年我国日益重视对洗钱犯罪的惩治。洗钱罪的成立并不限于上游犯罪结束，但应在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产生后，上游犯罪实行行为组成部分的“提供资金帐户”等行为，系上游犯罪实行行为本身，不应再评价为洗钱罪。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系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洗钱罪中“洗白”的含义逐步被淡化，洗钱罪已演变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等七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行为人取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自己投资房产、汽车、股票或者转移至境外的，应认定自洗钱，符合刑法规定的，成立洗钱罪；自洗钱行为人将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单纯的藏匿或者日常消费的，不宜认定为洗钱罪。我国未来应更加重视对重大洗钱案件的查处，确保本罪的精准有效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少争议。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认定,可以采用推定明知的方式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主观心理态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是否要以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要求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但须严格达到帮助对象人数众多或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在帮助对象构成犯罪外,对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且行为人未在其业务范围内尽相应注意义务,才可定罪。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无事前通谋为界定标准。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事先通谋的,应对行为人直接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罪行的共犯进行定罪处罚;而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事先没有通谋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