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公安数字化转型的内涵、逻辑与进路

公安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时代命题,是迈向智慧公安,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对公安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理论、逻辑与进路作一探讨,辨析概念、理清脉络、归纳特征并提出问题与对策。     

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层次结构与培育路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培育公务员数字素养有其内在的必要性,是破解人力资源难题的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具体来看,公务员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精神、数字能力和数字责任四维结构。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公务员数字素养存在着对数字技术理解和认知不足、数字素养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区域数字能力不平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理念促行动,双向发力提升数字素养;做好统筹谋划,夯实数字素养培育基础;健全相关制度,多措并举强化机制保障;加强育才引智,注重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纵向一体化”逻辑、过程与路径——基于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改革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政务服务数字化“何以生成”以及“如何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现有的数字政府研究尚缺乏完整且系统的解答。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将政务服务的供给过程分为前端交付和后端生产两个部分。所谓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实现“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过程;其生成逻辑在于前向一体化,政府通过持续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变公众对于政务服务多重竞争性交付机制的选择偏好;其转型逻辑则在于后向一体化,政府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管控成本,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从而实现总体成本的降低。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府际关系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终点的过程。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教育公平的法治保障

推动教育数字化既是促使教育事业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对教育公平提出了全新挑战。教育公平的实现要求与受教育权给付义务功能的结构高度契合,对应着公民的原始给付请求权和派生给付请求权。其中,原始给付请求权维度构成教育公平的基础,要求国家提供底线性的教育给付;而派生给付请求权与一般平等权联系紧密,要求国家公平分配现有的教育资源。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优化营商环境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探讨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为例,总结了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以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主要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展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受到来自组织、流程、技术层面的挑战。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驱动力,强化组织间的协同整合、优化业务流程、推进政府数字化运作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路径。     

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人数字身份运用：机理阐释及优化路径

在数字生态中,“个人数字身份”成为人们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个体标签。从理论层面对个人数字身份的技术解构和实践逻辑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究个人数字身份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机理,能为有效释放个人数字身份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式借鉴。作为流动治理中的个人数字标签,健康码是数字身份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应用尝试。论文从健康码的本质内涵和运行机制着手,分析其在数字政府的技术、职能和结构三个层面的作用机理,深入探赜以深化个人数字身份应用推动数字政府高水平建设的路径,即从建设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加强数字身份监管保障和营造数字身份生态系统三个维度,推动个人数字身份的深化应用和良性发展,以期充分释放个人数字身份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价值,推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纵深发展。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从政治承诺到宪法诉求：“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规范秩序分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而且也是规范党和国家事业的基本秩序原则。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规范秩序,不断开创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新局面：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和履约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所奠基的现代中国的宪制结构,则将“以人民为中心”具化为日常政治的规范诉求;而在新时代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自我革命的原则性秩序框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心与本色,规范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     

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难题与路径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数字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当前,生态文明转型面临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艰难、生态环境信息流通不畅、数字资本垄断等数字化难题,需要强化科技创新数字化驱动,进行生态治理机制数字化创新,促进全球环境治理数字化协作。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是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抓手,因而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在重新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生产运营、内部组织以及商业模式三个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加速企业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推动实现进口贸易的“高效”与“安全”发展。运用相关数据客观分析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企业主动作为与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的进口贸易;多举措畅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进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渠道。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行政权力下放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聚焦与实践进路

行政权力下放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内核。当前,行政权力下放存在事权下放合理性缺失、地方政府承接能力不足、部门职能履行失位、条强块弱的组织结构缺陷以及权力交接程序不够规范等难题,需要以数字化方式予以化解。研究认为,应发挥数字平台信息整合与数据分析优势以提升放权合理性,重视数字技术智能辅助机制以破解承接能力不足困境,注重部门职能履行的数字化转型以解决职能保障不到位难题,形塑条块统合数字治理图景以改善承接主体的弱势地位,构筑权力交接数字运行流程以弥补权力承接的民主性疏漏。同时,还需合理预判和有效规制行政权力下放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