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

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中酝酿和引发的,其性质是私营工商界在政府号召下自发地反对内部不法行为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是工商界爱国的表现,也是他们积极融入新社会的具体行动。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揭发出一些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整肃了工商界队伍,配合了“三反”运动的进行,也为“五反”运动的展开打下基础。     

在长沙跑“江湖”

一晃眼,就在长沙这个城市生活20年了。车沿着湘江边新修通的潇湘大道畅行,绵延十余里的橘子洲,绿影婆娑,浮碧江心;岳麓青黛,如屏西耸：湘江为带,浩汤北去;园林别墅高楼,裕湘纱厂的旧厂房,新旧建筑和谐相间。车上湘江北大桥,湘江东岸的高楼,从北面的浏阳河列队延伸,越湘江一桥望不到尽头。     

徐景贤：靠上海写作组“造反起家”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一五”时期上海企业迁兰工资问题研究

1956年1月,上海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定股定息取代“四马分肥”,上海及各地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也相继开始。同时,“一五”计划的部署与落地,推动上海企业迁往兰州。然而在上海企业迁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涉及工资的难题,具体表现为工资变化前后的制度难题、工资变化前后的生活难题、工资变化前后的动员难题。在此情境下,通过分类划分企业工资、补贴广义工资和转变动员方式等举措,有效应对工资改革及其适应性问题。工资问题的解决,既映射工资问题中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也为推动相关工资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提供新视角。     

上海郊区的“三级联创”活动

近年来,上海农村各级党组织以“三级联创”为总抓手,以“凝聚力工程”为载体,以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强农村党的建设。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创建和考评,涌现出了208个市级“五好”村党组织、40个市级“五好”乡镇党委,崇明县被推荐为“三     

《上海日报》率先“小报化”改革

英文《上海日报》日前宣布，从10月8日起，报纸由对开改为四开，周一至周六每日出版40到48版。     

“大跃进”时期上海的市政建设

1958年至1960年，上海工业进入了全面“大跃进”时期，上海也从历史上长期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城市，一跃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都市。产业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上海的市政建设。围绕着“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上海市政建设获得快速发展。     

“十二五”上海改革的顶层设计研究

作为政治设计范畴的“十二五”改革顶层设计,是上海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技术路线图。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登高望远,研究和设计系统性重大改革,为上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发展谋篇布局提供翔实思路和对策,增强改革发展的总体性、体系性、层级性和互动性,是这项顶层设计的精髓和灵魂。本文围绕上海“十二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一目标,聚焦五年改革发展中最核心、最关键问题,研究战略背景、战略布局、战略选择和战略决策,从统领全局上,探讨解决上海“十二五”深化改革的总体性问题,以在更高历史起点上,更有绩效地推进上海新一轮科学发展。     

上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系列研究之三——上海要更注重“内涵型”招商引资

近年上海招商引资项目数量增长平衡,项目质量提高明显,令人可喜。“内涵型”招商引资,即是既要重视提高引外项目质量,又要重视资源的节约利用。主要方式,即是在全市范围内,把挖潜、革新、改造和创新等手段系统地应用于招商引资过程中,在不增加或相对较少增加土地、人力、原材料     

有感于“引咎辞职”

防治非典的非常之时，一条电视新闻冲入眼帘，让我的心猛然一震。     

重庆要树立“承上启下”的可持续建筑观

重庆拥有两江交汇的朝天门，知名度甚至比上海陆家嘴还大。重庆是一座值得期待的城市，城市建设者不仅对单个项目负责，还要有一种社会责任，要尊重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历史文脉，这样才能建起“承上启下”的可持续建筑观。     

上海长宁区“凝聚力工程”长盛不衰的“活力”所在

激活社区党组织的活力是推进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具有活力的社区党组织能有效凝聚群众，推动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新形势下加强社区党建，关键是激发党组织的自身活力。15年来，上海长宁区社区党务于部始终不渝地推进“凝聚力工程”，着眼于激发社区党组织的活力，充分发挥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上海交运股份的党建“亮点工程”

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现有50个党支部、700多名党员。近两年来，公司党委审时度势，通过精心构筑党建“亮点工程”，丰富了企业党建工作内涵，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有效地激发了全体党员的“先锋队”意识和“一面旗”意识，从而较好地调动和整合了企业方方面面的资源优势，为公司持续协调发展注入了活力。     

“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陆家嘴

“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是党中央寄予浦东开发的目标要求。作为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国家级重点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建设成就成为集中展现浦东开发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之一。１０年来,市委、市府及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直接领导强化了金融贸易区开发工作的高效运行。陆家嘴公司作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舞台的主要搭设者,主动适应市场化开发的挑战,认真执行市委、市府和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开发部署和要求,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全力以赴,既做主角又当配角,与国内外众多…     

严惩“建筑腐败”

据建设部统计,“八五”期间全国共发生建筑恶性坍塌事故86起,平均每年17起。1996年建设部门在全国共检查19万个住宅工程,查出1245个工程有严重质量问题。北京市建委对1995-1997年竣工的房屋建筑进行检查,发现98%有问题。     

“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

（王树奎，出生于1935年8月，原上海同济大学纪委副书记．1982年1月至1991年先借后调入市教卫党委组织处，分管复查历史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1995年退休。）     

“科研十四条”在上海的初步贯彻及其启示

50年前,上海通过贯彻“科研十四条”,基本克服了“大跃进”时期上海科技事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为开创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科技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建立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所蕴含的经验,对今天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跃进”时期上海工业建设得失浅议

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由对19世纪的德、意、俄等欧洲后进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分析中推导出了著名的“经济落后模式”。根据该模式，后进工业化国家越落后，越表现出强烈的赶超意识、力图尽快采用最先进机器和最现代生产组织形式、通常选择重工业部门入手进行工业化以求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用资本替代劳动、一般在由具有政治动机的政府领导下从事工业化运动、最大限度地提取积累和提高投资率，导致大众生活压力日益增大等特征。     

接管上海：与“四人帮”余党的惊险较量（上）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这四人中,王、张、姚三人均直接来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诸端大事之中,接管上海和解决上海的问题,自然处于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     

上海探索设立“社区法官”及巡回法庭

上海率先在杨浦区探索设立“社区法官”及巡回法庭，诉讼与调解相结合，以调解为主要载体，力争从“化讼”到“少讼”，并在部分社区实现“无讼”，就近就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据杨浦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杨浦是上海的老工业城区，不少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社区。如要及时有效地将这些矛盾与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