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西法文化的比较——从人治与法治说起

中国和西方由于在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状况、传统伦理思想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在法文化上向来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法治优于人治——探索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建构的逻辑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源于他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法治思想,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同时,在该思想体系中,立法的目的是为保障公众利益,公民守法是该思想的理论核心.     

先秦与古希腊的人治和法治思想比较

"人"与"法"作为治国的两种基本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中西哲人都谈"人治"、"法治",但其内涵实有很大差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家人治观与民本思想相依存,古希腊法治观与民主思想相统一。     

从人治与法治的矛盾看构建和谐社会

建立和谐社会是我国梦寐以求的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我国现实社会的审视,从人治与法治的矛盾中初探阻碍和限制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相关现象问题,进一步对相关现象问题作了简要分析。从而在保证法治角度统一,确立法治权威的前提下,建立全面自由体系和督法体系,来实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治之辩——浅析柏拉图人治思想及启示

追求一种哲学王的"人治"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留下了"哲学王"的政治统治方式。根据韦伯的划分标准,柏拉图所推崇的贤人政治属于魅力型统治。柏拉图向法治思想转变过程中吸收了人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先秦儒家认为人治优于法治,"人治"中包含着对法律因素的肯定与利用。在我国目前所致力的法治社会里,人治的合理因素仍应被强调。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思考

从法理上讲,治理国家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不能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是以人治与法治在其由来发展中对国家管理的作用,人治与法治的实质含义,并结合掌权者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以及国家建设管理实践来思考、鉴别和选择取舍。     

对一个“坐而论道”者的质疑——也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分析了本土资源说的理论基础和其创立者的研究视角 ,驳斥了关于中国古代有所谓“法治传统”的说法 ,并对本土资源论者取消对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这一基础上 ,本文对近年来针对本土资源说的进一步讨论进行了分析 ,对苏力所谓“认真对待人治”的理论予以了批判 ,反驳了赵英敏对马作武教授《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责难。最后 ,本文指出了鼓吹本土资源论将会给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带来的种种危害 ,指出法学研究应具有基本的价值追求。     

论柏拉图从“贤人之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早期所倡导的“贤人之治”,并不等同于“人治”这个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对所谓专制独裁统治的称谓.他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实质上就是理性之治.除了贤人之治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外,他还通过对法治的批判进一步肯定了贤人之治的作用.后期他逐渐认识到了贤人之治的不足,转而支持法治理论.本文首先论述柏拉图所主张的贤人之治的独特性,进而分析其所具有的正当性,然后论述从贤人之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以期为现代法治的践行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理性的法治与人治

基于绝对理性的不存在，法治与人治的优劣分析得不出必然正确的结论，只能对法治所用之法和人治所依之人的相对理性进行比较。纵观法学家的理论，法治和人治作用的发挥都要以理性为精神，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虽然不容忽视但绝非核心。追求理性这个共同点和人治并不等于专政的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在何者为主的问题上，理性的法治往往更容易实现。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相马”与“赛马”两种法律观之比较

“相马”与“赛马”既是对中西方官吏选拔方式上两种不同法律制度的形象描述 ,又是对中西方官吏选拔方式上两种不同法律观念的模拟概括。“相马”模式体现为人治 ,“赛马”模式体现为法治。本文以韩非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作为两种模式的中西方代表 ,集中在法律观念上进行比较 ,指出两种思维模式有着共同的法哲学基础却呈现不同的走向 ,对同源异流的成因作了分析 ,在揭露“相马”模式神秘面纱背后的阴暗诡诈同时 ,充分肯定了“赛马”模式因公正、透明、客观所体现的奥林匹克精神。     

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李德顺在《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上撰文《用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指出：法治不同于人治，其根本特征在于，法治本质上是民主的形式化、程序化、规范化落实。民主是法治的本质。因此，理解民主是理解法治文化的关键。     

论封建人治思想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影响

农村基层民主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封建思想严重阻碍了民主进程的发展,本文就制约我国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人治问题展开了论述。     

探讨法治进程中特有的人治现象

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改革措施，社会各界对其人、其事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社会需要仇和这种大胆改革的人，有人认为仇和这种人是为了获取政绩以达到升迁的目的，也有人认为仇和的改革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笔者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仇和现象、仇和模式是一种人治现象、人治模式。它是和法治现象、法治模式相对而言的，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所特有的人治现象、人治模式。     

人治、法治、德治：治理社会的三种基本方式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一种是德治。而且，治理社会的基本途径必然是由原始社会最低层次的德治，发展到阶级社会中间层次的德治与人治、法治并用，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层次的德治。     

用“法眼”睹热点事件

法治与人治孰是孰非一直以来是人们探讨的话题,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有些人治的思维和思想却一直处于认识的空白区域,迟迟得不到客观地认识,因此更无从转化和改善。近年来,随着信息不断地公开化与透明化,公民通过网络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无疑推进了我国的法治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这次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出发,以法律人的眼光审视这些现象产生的成因和造成的影响。     

从“人性之设”到“通往治国之途”——一种常识推理的反思

人性与法治的联系成了法学界的共识,即性善论文化与人治关系密切;性恶论与民主法治注定相连。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人性论与法治之关系的命题,实质是"西学中心论"心态的折射。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接受理性的反思。     

从“人治”与“法治”的博弈看高校法治

从"人治"与"法治"的博弈看,依法治国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打破"人治"的束缚来实现社会的和谐,那么依法治校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人治"的魔障来实现校园的和谐。然而高校如何有效"法治"还是一项长期、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网络中的“善良家父”——论网络服务商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侵权案件呼唤着人们对虚拟世界的侵权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规制。网络服务商,作为网络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赋予其以善良家父的一般注意义务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司法实践,也能真正地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正。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