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

量刑公正是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志。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行立法却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控辩双方不能充分参与、法官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等重大缺陷,难以保证量刑公正的实现。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强化裁判文书公开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要保证,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     

论身份在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不仅对于单独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外国刑法中大都有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也都有共犯与身份的一席之地。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与身份未作一般规定,刑法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身份在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加以阐述,以期深化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量刑纠正机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直以来成为人们诟病量刑不公的把柄,而且传统的"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也的确给法官的审判活动定下基调,因而,量刑问题始终是中国司法改革比较棘手的问题.量刑纠正机制的建立前提是量刑从定罪中独立出来,它是通过各方参与并对量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事中救济的量刑一体化活动.当然,量刑纠正机制得以建立并顺畅运行尚离不开程序与制度之维.     

个案量刑公正失衡的原因分析——以二维视角为切入点

个案量刑公正失衡有其表面、直接原因与深层、间接原因,从表面、直接原因分析,量刑受制于定罪,定罪环节中出现问题则必然影响量刑公正性,把定罪视为形式逻辑三段论最后的结论,定罪环节之中出现的问题有小前提案件事实认定的碎片化,大前提案件法律规范适用的瑕疵性;量刑环节中对量刑公正的影响包括法内因素案件法官量刑裁量因素的复杂性,法外因素社会舆论的压力性。而影响个案量刑公正的深层、间接原因则为法治"异化"下的形式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和科层(官僚)制下的非人性化。     

中国四法域量刑规则比较

量刑,是指审判机关(或法官)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刑事审判活动。它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和定罪一起构成刑事审判活动的全部内容。所有的刑法基本原则都必须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犯罪情节探析

我国刑法中的情节,既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它们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客观事实因素。其中,定罪情节只能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事实情况,它具有区别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功能。量刑情节是定罪事实以外的具体事实情况,它影响着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具有决定处刑的从严从宽的功能。总之,定罪情节是认定具体犯罪不可缺少的要件,而量刑情节直接影响着量刑轻重。     

贪污受贿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数额"和"非数额情节"并重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但是,新司法解释对这一定罪量刑标准中的"非数额情节"标准存在认识偏差。新司法解释实质上仅规定了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它并没有规定单独的、详细的"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从而导致"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不具有明确性,从而不便于司法操作,不利于司法统一,为此,应建构一个科学的"非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体系。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发展,有必要建立贪污受贿的双轨定罪量刑标准之定期调整机制。为了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要对我国现行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美国刑警侦查思维失误探析

随着刑事司法系统的各项职能趋于完善,法庭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变得更加公正,但是在美国司法界,不公平的定罪仍时有发生。本文从刑事侦查过程中出现的思维失误而导致的错误定罪入手,从认知偏见、组织弊端、可能性错误等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侦查思维错误的原因及其表现,进而提出预防侦查失败的可行性对策。     

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性探析——兼评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对于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罪,既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又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根据犯罪共同说对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进行统一定罪,才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触犯数罪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想象竞合犯,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的原则,选择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统一定罪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是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故意型单位犯罪，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仍然应当体现出其特殊性，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     

职业化背景下法官性格的重塑

通常所言的法官是指具有独特性格的法律人,但在职业化背景下,法官最基本的性格应当是专业、中立、独立。而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官缺乏这些应有的基本性格。因此,在我国,重塑法官性格对实现法官职业化来说尤其重要。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司法认定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违法阻却事由是国家秘密已失去秘密性和泄漏行为事先得到许可。当同一行为既符合间谋罪又符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要件时,应以间谍罪处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结果犯,只有被不应知悉者知悉之前才可认定为未遂犯,否则就构成犯罪既遂。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的司法处断

目前,由于刑法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在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准确地定罪量刑。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并非牵连关系,两罪在犯罪构成上也非重合关系。对于渎职受贿罪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罪数罪并罚论处,这种处断原则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兼及一则典型个案之解析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二者都是在认识论角度论证,因此应引入价值论分析方法.国外存在客观的"排除合理怀疑"和主观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具体界定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根据所要证明的罪行轻重,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