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预言”的实践困局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     

警惕华盛顿共识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及俄罗斯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当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在全球蔓延时,也客观上对我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加以警惕。     

西方“三大预言”认同度调查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将最终消亡"、"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20世纪90年代的这"三大预言"都刻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近日,人民论坛杂志采访调查了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并在新浪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了"‘三大预言’落空了吗"网络调查,5410位网友参与。我们对两次调     

西方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做出调整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到底是资本主义优越还是社会主义优越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无疑是30年来占据主导地位,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撒切尔里根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那套理论。危机发生以后它的倡导者失语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危机中已经失去功能,都是政府在忙碌,采取种种措施刺激经济,包括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但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和对国有化的恐惧让美国和西方政府在很多举措上缩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亦译为拉莫),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     

“三大预言”落与空——大国的理论自信(下)

民主,并不是只有西方代议制一种,在这个问题上,搞单一价值观是站不住脚的,因而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中国民主模式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理论霸权”更值得警惕

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正是为人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反思。但是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国外学者热议“三大预言”与中国模式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将来会进一步     

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

今天,世界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洗脑)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市场、比较优势视作经典,来指导治国安邦、学术研究工作。弱小国家,如若智商未泯,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就必须认清新殖民主义的面目,还原殖民主义历史,重述世界文化史。文化殖民是西方强大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     

“中国话语”变迁与构建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确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构建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只能是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讲话,并按照公正的世界和公正的社会思考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境域中“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

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将共同富裕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现实论证使其由空想走向科学。前苏联未能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精神实质,在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走错了路。中国探索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吸取毛泽东探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历史视野当中,形成了逻辑严密,现实可行的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共同富裕理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实践基点、实践内涵和实践理念等方面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归宿。     

论引领新常态的三大“作用力”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常态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为引领新常态,已经形成了引领新常态的三大"作用力"。三大"作用力"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只有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认识这三大"作用力",才能更好的推动新常态新发展。     

“十一五”规划的三大特点

特点一:“计划”改称“规划”虽然我国在1992年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但这一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个增量渐进的过程。在2000年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以前,资源配置仍然带有相当大的计划经济的特点,行政命令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我们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下的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保护”与“自由”——基于国家利益视角的分析

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是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类别．本文从国家利益角度系统梳理了各个时代国际贸易理论关于“保护”和“自由”的相关论述,得出三个基本结论：首先,不论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都不能给世界带来共赢;其次,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都是不同主权国家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说辞,二者没有规范的是非判断标准;最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都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特征。     

“中国奇迹”：市场奇迹而非政府奇迹

中国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过去30多年,中国走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改革形式,近年来又被冠之以“中国模式”,并被广泛讨论。作为一种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它的赞扬或批评。特别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时,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德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成就的肯定,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但是,他们对待中国发展道路的观点却未必是正确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而需要批判地对待。一、德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两德统一后,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退居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的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并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他山之石“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以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为例

作为现代福利理论和制度的发源地,西方各国社会福利流派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以及福利多元主义等多种形态。当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每一个国家及地区均处于一个逐步统一的市场体系中,面对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已经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成为抵御全球经济和政治风险,保护自身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武器”。基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     

牟宗三与殷海光的“自由”思想辨异

本文从殷海光与牟宗三关于“自由”的争论入手,分析了两人不同的学术理路与知识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两种迥异其趣的“自由”理念:殷海光接受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原则出发,主张将自由限制在公共域,认为政治自由是指一个人不受别人的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而牟宗三的“儒学自由主义”则结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将自由理解为道德上的“圆善”。本文以为,殷海光与牟宗三自由理念的歧异不仅契合了柏林所谓“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种自由概念,而且承继了两种不同的近代思潮——科学与玄学之间的观念差异。     

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意识深化——生态现代化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始建于1988年,那时全世界范围内生态现代化起步不久,且生态意识主要在工业化国家有广泛的响应。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观望态度,觉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是工业化国家引起的麻烦。发展中国家抱着强烈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还从本质层面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同时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始终代表”,它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创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