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

通过考证,本文试图指明,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在李约瑟之前,就已经以哲学的方式提出并尝试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这个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在冯友兰看来,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况和中国人“农”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以直觉为主、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未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对“李约瑟难题”的探究,是冯友兰一生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理解其思想发展过程的一把钥匙。     

“李约瑟难题”解析——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李约瑟难题”与“中国诺贝尔奖零现象”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原因窒息了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创造性?答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有问题!     

重提"李约瑟难题"——兼评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与中国文化接触过程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科学界及学术界就"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许多探讨.近期,楚渔先生出版了<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从思维模式的角度再次触及这个问题.在目前"儒学热"逐渐升温的情况下,楚渔先生的见解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你不知道的李约瑟之答

正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之问。李约瑟著作《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1月6日《东方早报》刊登张洪彬的书评文章说,李约瑟对这一难题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上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群岛,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对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有持续的欲望。而中国是一大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谈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学界对其从社会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等许多方面加以探讨过,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一角度入手,认为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保守主义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这三个基本特征构成了阻碍与束缚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个代表":公平与效率难题的当代破解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一个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创造性的思想,也是一个对于解决当代中国诸多社会问题起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指南。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破解当代中国公平与效率难题的一把钥匙。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内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人心的世界":导向与建构——荣辱观教育的方法论维度

荣辱价值认知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实践中主体的情感认知与体验,是“人心的世界”。荣辱观确立是社会认知导向与主体价值建构的有机统一。国家对个体的荣辱价值灌输与导引,是主体荣辱观确立的前提。荣辱观的主体性、情感性特质,又决定了主体价值建构的重要性;主体价值建构的使命就在于实现荣辱价值的“国家伦理”形态与“个体道德”形态的融合。     

“李约瑟难题”另读另解

＂李约瑟难题＂可另读另解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导致经过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这对当代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警示：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     

分类嵌入:当前中国“党社关系”的一个描述框架

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党社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领导,塑造了当前中国“党社关系”的“分类嵌入”体系格局。面对高度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社会组织,党对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领导采用了不同的政党权力嵌入路径,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政党权力嵌入形态,并带来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不同自主性状况。“分类嵌入”体系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变,但存在着动态变迁的动能。党的“赋权性嵌入”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性自主”代表着“党社关系”变迁发展的方向。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论我省创新发展

(一)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约瑟在其专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难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之问,一直成为中国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外来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从文化根源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害最大的就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被扭曲的两个基本表现形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文化层面上看,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表现形态实际上都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所作的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诠释。从方法论上看,要从理论上破除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正确、全面地认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辩证关系。     

李约瑟难题的STS分析——从耗散结构分析中西思维方式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李约瑟难题"给学术界抛出了一道"高次方程":为何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呢?基于STS分析的视角,本文从时间维度认识之异切入,聚焦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以耗散结构理论来试回答李约瑟难题。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思维方式偏封闭的近代中国文明系统中正熵不断增加,无法进步;而思维开放的西方文明系统由于获得环境负熵,使得整个系统不断进化,特别是在科学方面突飞猛进。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从"刚性"走向"渗透"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有较强的解析力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已经从“刚性块状”二元分割式结构过渡到“渗透性”二元分割结构。但是社会转型过程中 ,教育、收入、声望和权力等“自致因素”有“先赋”化倾向 ,同时传统的身份“刚性”作用继续存在 ,中国社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二元分割状况 ,不过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经从“刚性二元分割”过渡到了“渗透性二元分割”。     

"君子人格"与"以德治国"

中国是礼义之邦 ,“德治”思想源远流长。从周公的“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 ,惟惠之怀”、“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到孔子的“德政”和“德教”再到荀子的“德主刑辅” ,这种绵延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德治”思想和道德教化 ,经过时代相递 ,逐渐积淀成我们民族特有的理想人格———“君子”。君子观念形成后 ,不仅在历代仁人志士身上打上了深深的印痕 ,而且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深远。就当前而言 ,如果我们既站在时代高度 ,联系当代中国国情 ,又不忘记对君子人格进行历史审视 ,并充实新的内容 ,对落实“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将具有重…     

论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关系现象"

“关系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该现象在中国有独特的产生基础、表现特征和社会作用,过分重视“关系”而忽视法律,甚至逃避法律是阻碍法治中国理想实现的重要社会心理、文化根源,文章对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提出了一些对策。     

中外言情小说"第三者"形象比较审视

我国古代言情小说较多地涉及到社会婚姻问题。本文所述“第三者”,泛指与既定关系产生婚爱纠葛的人物 ,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反映出封建文化背景下某些特殊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类人物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中 ,它的特点更加明显 ,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封建专制下私欲的象征与人本主义下人性的张扬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 ,“第三者”的形象是不能用简单的褒贬色彩来描绘的 ;在未确定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形态下 ,也无所谓“第三者”。尽管如此 ,中国古代言情小说依然对这类角色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评判倾向。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及…     

论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发展分别以“社会危机”与“巨大成就”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体现出来。“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及其启示

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富创新精神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 ,是先秦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处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 ,重视历史反思 ,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学术流派及现实政治问题都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价值评判 ,在许多专门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隆礼重法”思想是荀子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 ,它对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想文化及观念形态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荀子“性恶”的人性假设是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石。荀子认为 ,“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的自然本能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 ,精合感之 ,…     

中国共产党"真正民主共和国"主张评析

中共二大提出 ,在中国首先要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国内和平”、“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民主自治”等实际内容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就中国共产党此时对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形态、政权形式、经济制度、国家结构及其实现方式、过渡性质等基本问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阐述来看 ,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还不具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特征 ,但其中的某些思路和观点 ,可以说是构思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期准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观的关系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是在世界经历工业文明转型、人类遭遇生态危机时所提出来的,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对此,马克思给出了通过社会有机体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和解”,走向共产主义的答案,显示了其理论的深邃性和彻底性。“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整体性的社会有机体建设,是马克思和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共同的难题。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永续发展理念、实践指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相承之“脉”。从社会指向、动力维度、保障机制、路径方法等方面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别于马克思的生态观,体现了其创新之“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话语体系表达,并不承担意识形态输出、制度渗透等功能。生态文明是在新时代为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而被提出的一种新型社会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