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

国家荣誉是国家元首以国家名义授予的荣誉，在一国荣誉体系中具有最高权威性。国家元首授予是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但是国家荣誉制度的具体安排视各国宪法体制规定。我国在国家荣誉授予上已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在国家荣誉制度立法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增加国家荣誉种类，完善国家荣誉体系；扩大国家荣誉的适用范围，限制地方性荣誉的授予；理清国家荣誉授予标准，扩大国家荣誉授予对象；完善国家荣誉推荐、审查、授予、剥夺、恢复、处罚等程序。所以，国家勋章法应改为国家勋章奖章法，统一规范勋章和奖章的授予行为，暂不规定国家荣誉称号，而行政奖励法则规范行政机关授予荣誉及物质奖励行为。     

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

在国家荣誉制度的立法过程中,应对其政治理念、宪法依据与宪制功能有深入的认知。荣誉制度作为连接国家与公民的政治纽带,一方面强化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归属,促成政治认同与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则代表国家对公民进行教化与规训,经由英模塑造达成特定国家目标。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荣誉与个人荣誉的双重主体结构与实现路径,国家荣誉构成个人荣誉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于国家任务的实现。此外,国家荣誉制度兼具重要的宪制功能,包括了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对于政治诉求的吸纳,以及引导主流价值观。国家荣誉立法应符合宪法所设定的原则,提高与增强国家荣誉的权威性和稀缺性,强调评审机制的独立性和参与性,并通过荣誉制度来培育公民的政治人格。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人民法庭(1949-2014)

人民法庭的发展经过了建国后的革命法庭、改革开放后的政法法庭,直到现在的国家法庭三个阶段,人民法庭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民法庭面临着治理资源有限导致供给不足、自利化倾向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工具技术操作架空国家法律、权力网络压抑程序自治成长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必须继续坚持人民法庭制度,坚持人民法庭发展的改革方向,提出前瞻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治理方案,从国家治理资源供给、强化人民法庭管理;确保规则与技术的平衡;强化司法自治的角度进行制度性变革,实现通过人民法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梦想。     

从国家垄断到社会参与: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新图景

2011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包括立法的公开性进一步强化,立法过程与内容具有回应性,社会公众参与的主动性、批判性以及参与形式的多样化。这表明刑事诉讼立法开始从国家意志的单方展现演变成各方(包括公众在内)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博弈的社会工程,甚至昭示一种意蕴深远的立法新模式正在成长。此图景的形成与我国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变迁紧密相连,其问的逻辑深藏于此。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的新型立法模式,它还存在诸如参与不平衡、沟通不畅、专业理性欠缺、公开化程度不够等问题。未来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这种新型立法模式的形成。     

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之历史考察(1949-1978)

公安法制工作的建设和创新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制度创新和整个公安工作的建设与创新同步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为依据,根据建国后国家各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安法制创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安工作实践中逐步展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公安法制创新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推动我国公安法制的建立健全,正是几十年来公安法制工作者的孜孜以求、不断创新加速了我国公安法制建设的进程,为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安法制部门在长期的工作创新中也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阶段性成就和基本经验对于未来公安法制工作的再创新和再发展弥足珍贵.     

大陆法系的信托立法——若干国家与地区尚未确立信托制度的原因

就信托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安排而言在大陆法系中已形成了五种立法模式，在大陆法系信托制度中有若干基本规定是从英美信托制度中继受而来，另有若干基本规定则是由有关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机关所独创，信托现象存在的不够普遍以及合同制度与代理制度的存在应当被认为是在若干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尚未确立信托制度的基本原因。     

中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模式的思考——以立法模式为基础的架构与完善

基于对国家审计权本质属性的片面性认识，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审计体制时选择了“行政模式”，这一模式下的国家审计更多具有政府内部审计的功能，在具体运行中存在独立性、权威性、效力性方面的不足。现代社会的演进，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特别是防范公权力自主性意识的增强，中国国家审计无法全面承担对政府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及效率监督职责的问题，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而又各具特色的审计体制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中国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应在遵循审计权的独立性、效率性、权威性和协调性原则的基础上，以立法模式为基础，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审计体制。     

宪法框架下的国家制度(二)

上一讲主要讲述宪法与我国的国家基本制度。这一讲,我们继续阐述宪法框架下的国家制度。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指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表的原则、方法、组织和程序的总和。选举制度的具体内容由《选举法》规定。选举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我国选举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选举权的平等权原则、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原则。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序主要包括:确定选举组织、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投票程序、代表的罢     

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的新传统因素

清末民初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中国意识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制度建构和审美趋向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新传统因素,诸如文学功能的历史化、文学建构的社会化和文学演进的尚武化等都较大地改变了文学书写的整体面貌。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教育立法的宏观考察

从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立法,试图将教育机构的组织、教育活动、教育管理等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本文中,笔者试图将南京国民政府此期的教育立法放到近代中西方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宏观上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立法的动因、教育法规体系、教育法的原则等方面进行考察。     

从宪政视角看罗马共和时期的立法、司法与行政

从现代宪政视角考察罗马共和时期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认为罗马共和不仅存在三大机构(官僚体系、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制衡,同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上也存在权力制衡.不过三者在不同时期权重有所不同.     

李鸿章与清末华工问题

李鸿章十分重视维护晚清海外华工的权益.许多史料表明,他曾分别与秘鲁、美国政府就华工问题进行过交涉,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前者富有成效,后者铩羽而归.这生动地反映了李鸿章既力图维护国家主权又无可奈何屈从国际强权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的特点.     

地方立法立项机制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地方立法立项机制就是指立法建议项目由有关主体提议产生,经享有立法规划(计划)编制权的主体在协调有关各方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博弈论证后,决定其是否列入地方立法规划(计划)的带有规律性的运行模式。它具有立项主体的特定性、立项过程的协调性、立项实施的指导性三个特征;其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地方立法立项机制今后还将长期存在,我们可以从十个方面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     

晚清社会转型中的教育改革立法刍议

20纪初 ,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 ,制定并颁行了关于学校教育、留学教育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等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法规 ,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法律体系的初步创建。本文通过考察清末教育立法产生的社会历史动因及教育立法的内容特点 ,研究了清末教育立法的历史影响及历史局限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地方立法监督实证研究：体制与程序

地方立法监督是完善地方立法制度,维护和实现地方立法所要实现的民主、科学、法治等多重价值目标的重要制度设置;其中又以立法监督体制设置和程序设计为关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在体制和程序上都存在着较多的漏洞和不合理因素,妨碍了这一制度应有效能的发挥,因而有必要在宪政体制范围内,从整合地方立法监督体系、明晰监督主体权限、提高监督程序的规范化、可操作性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对相关制度予以改革和完善。     

清末及民国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历史审思:1906—1949

清末民国时期,我国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相继经历了成立劝学所、设教育科、恢复劝学所、成立教育局、教育局改组与重建、裁局设科、恢复设局等阶段。彰显出规范化、民主化、独立化、专业化与开放化等特征。同时,也存在着机构紊乱、目标理想、内容西化、方式激进等问题。清末民国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变迁历史对于当下我国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