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中存在法治赤字现象严重、购买缺乏界定、承担公共服务社会组织资质规范空白、合同监管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与立法冲突六大问题。建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明确禁止性购买、确定性购买和裁量性购买范围标准、建立多元、公正、科学的评估体系、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完善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必由之路。     

混合合同之研究——以青年旅社“劳动换住宿”合同为例

混合合同形态比较复杂,单一的法律适用方法或原则无法解决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混合合同中,青年旅社"劳动换住宿"合同具有一定代表性,适用的空间也更为广泛。本文通过对混合合同理论的研究,分析"劳动换住宿"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法律适用。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探析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务问题。在实践中,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很强的正面效应,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由此决定必须要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从理论上讲,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亦是由现代法治原理、行政法的"控权"属性以及权利本位理念所决定。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应完善行政事实行为程序规制机制;健全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复议机制;构建行政事实行为诉讼救济机制。     

论格式化保险合同及其法律规则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特征表明这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格式化保险合同的成因多种多样 ,保险人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格式化保险合同存在的物质基础。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格式化保险合同存在的直接原因。契约自由原则为保险合同向格式合同方向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格式化保险合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只有通过国家以其强制力对格式化保险合同进行干预 ,用法律的手段进行规制 ,才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体现合同的公平与正义性。     

论契约视角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兼具行政性和契约性,体现了公法和私法的相互融合。契约理论对于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主体、内容、目的、请求权基础等规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尊重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守信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中的价值。我国立法和司法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规制中,应当注意契约理论对政府行政优益权的控制意义,在合同形式选择、平等自由观念、违约责任承担等方式回归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契约本质。     

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初探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警察权比一般权力更为明显地具有利与害的"双刃剑"特性。对警察权进行必要的规制是保障警察权发挥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对警察权的规制方式有多种选择,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状态下,法律规制已成为对警察权实行规制的最佳方式。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的构成及其各构成环节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容;应在对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其进一步完善的途径。     

对“黑哨”法律规制问题的NGO语境解读

"黑哨"法律规制问题是近年来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全文利用一种交叉学科的方法,通过NGO这一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在NGO语境下,就不难发现我们现今的司法解释是时空的错置与误读,学者的主流学理解释也只为一种两难抉择.为彻底根治此类法律漏洞,我们理应设立NGO工作人员受贿罪来加以规制.     

论违约金的法律规制

对违约金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其法理根据来源于合同正义的要求和违约金自身的属性。基于合同自由的神圣地位,对违约金的法律干预应持相当克制的态度。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数额调整制度在违约金规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论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

格式合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格式合同在形式上表现为预定性、不可协商性、格式合同是对古典契约自由理论的修正。格式合同的广泛应用归因于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增进交易安全,但不容许相对人协商却影响了其自由意志、破坏了双方的利益均衡,导致合同不公正条款泛滥。因此,有必要对格式合同进行法律规制,以保护相对人利益,确保社会公平,以期建立公平的交易环境。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其进行治理根除,已经迫在眉睫.行政垄断存在双重违法性,其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膨胀和对私权的干预.行政垄断规制悖论的产生,理论根源在于经济法、行政法部门法划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调整范围上的重叠.因此在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时要坚持法律规制为主,系统监督和党纪监督辅助结合、反垄断法与行政法互相配合以及坚持结构、行为与结果认定行政垄断三原则,在具体的法律规制中通过调整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范围的界定、调整行政诉讼法和宪法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以及建立行政垄断的责任制度来逐步根除行政垄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