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法制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来的创造、发展、吸收、融合、批判、扬弃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内容非常庞大而又繁杂的复合体,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它持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特别是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     

对泛道德化批判之批判

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化、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对主体和现象的过度抽象是泛道德化批判的逻辑前提,过度抽象带来的非现实性与虚假性紧张导致个人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泛道德化批判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对泛道德化批判的扬弃既要肯定它的热情批判态度,又要摒弃抽象的思维方式,并自觉将科学的批判方式与热情的批判态度相结合。     

浅谈如何挖掘人力资源的潜能

人力资源是指劳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投入的体力、智力、心力总和及其形成的基础素质,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品性与态度等身心素质。提到＂潜能＂,先得说＂能力＂。能力是让我们可能胜任某一种活动或职业的技能。     

谈我国法学形成的历史时期

我国法学形成的历史时期,至今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持“西周说”;有的持“春秋战国说”.我认为把春秋战国作为我国法学形成的历史时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也是符合我国历史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国法学形成的史期作出现成的答案,但是马克思主义却给我们指明了法学所以能够形成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主义者关于“永恒公平”的唯心史观时曾讲到法学起源的问题:“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放任包括不希望的态度

关于放任与不希望的关系，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等同说。该说认为放任就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只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①二是独立说。该说对等同说进行了批评，认为任何犯罪，就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态度，大致有以下三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这三种态度是相互区别的心理状态，三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所谓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指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采取顺其自然、不加干涉的态度。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如果发生了危害结果，不违背行为人的心愿，因为它本身…     

认定盗窃财物价值要实事求是

盗窃罪是一种侵犯财产罪,盗窃数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盗窃案件的物资折款不准,认定的价值大于实际价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注意。造成这种情况除办案人员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外,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按失主说的价格,不经查实而予以认定,有的甚至是按失主的估价办;二     

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冲击与影响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已给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带来了理论解释的任意性、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主观性和权利话语的非中心化诸多负面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后现代主义给我们提供的反思维度和批判精神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辨证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经济法的影响,充分认识其负面效应,适当借鉴其批判精神,是经济法学人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应有态度。     

日本刑法学界关於法人有无犯罪能力的争论

<正> 法人有没有犯罪能力,或者说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在日本刑法学界也颇有争论。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他们把这些人的意见称为否定说,一部分人持肯定度态,称为肯定说。法人不具有犯罪能力,它不可能成为犯罪主体,这是持否定说的人的看法。他们的论点是:①法人不具有辨别行为是非的意思能力,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实施精神的、肉体     

法律意识结构层次浅析

<正> 法律意识,人们有过各种解释。有人说:“法律意识就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有人说,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也有人说:“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和观点的总称。”上述观点虽然揭示了法律意识基本属性,但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其一,法律的意识不限于法律观点,前者的外延较后者更广泛;其二,用法律观点,法律思想,法律知识共同解释意识,是一种外延重叠、层次不清的模糊说法。     

约翰·奥斯丁法哲学再探

约翰·奥斯丁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重要人物,分析法学的创始人,以提出"法律命令说"而著名,他的法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是形形色色的自然法学家;另一是一些后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些批判影响巨大,以致遮蔽了奥斯丁法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实,"法律命令说"并非奥斯丁法哲学的核心与标志,纵使人们批驳倒了"法律命令说",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整体来说损害也并不大。奥斯丁的代表性思想是:倡导对法律进行分析性研究,主张建构起一般法理学与法律教义学,最终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在众多的批判之下,奥斯丁的上述代表性思想不仅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奥斯丁仍然是一个人们无法绕过的思想家。     

女权主义国际法方法述评

女权主义者以批判的态度研究国际法，认为国际法的造法过程排斥女性。她们要求改革这些规范和过程以考虑妇女的权益。女权主义者从性别的重要性的角度，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国际法的传统领域。她们认为，如果同意彻底重建传统国际法的论述和方法，能提供一种选择的世界观。女权主义者的方法论对许多已被接受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挑战。     

领导干部应“慎”字当头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常说“慎独”、“慎微”……这里的“慎”是郑重对待的意思。“慎”是个宝,它可能表瑰为一种审慎的态度,一种合胛的选择,一种智慧的顿悟,一种权衡后的结果,也可以表现为对情绪事态的掌控√色的最佳作用是让人提高警惕,让人不自高自大,使人思索,让人大彻大悟。它可以让我们在身处险境时悬崖勒马,让我们在面对顺境时保留一份清醒,让人一生平安。“慎”不是谨小慎微,不敢担当;不是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对昂格尔法律方法论的解读

对传统法律方法的批判是批判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批判法学的代表人物昂格尔看来,当代主流的法律方法无法实现通过司法裁判推进社会变革的目标,进而他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法律方法。据此,法律方法不仅应当体现为情境导向的类比推理,而且还要包含超出司法裁判之外的当作制度想象工具的"法律方法"。但由于这种根据政治的现实需要所展开的法律方法乃是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在其力图从政治世界寻找法律决定的正当性依据之时,却可能有被政治实力左右的危险。     

中国传统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 ,传统法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法治的绊脚石而受到责难。这种旷日持久的责难形成了种种偏见。比如在中西法的比较中习惯以西方法的理论、模式为标准来割裂传统法的有机组成 ;在论述传统法内容时局限于刑 ,而基本排斥了最具特色的“礼” ;过分强调法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忽视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法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 ,在批判传统法的同时 ,我们需要反省对传统法的态度、反省研究中所持的标准、反省研究的方法 ,以求更准确、更合理地解读中国传统法     

对象即方法：法官事实认定的心理学分析——对苏力“黄碟案”演讲的再思考

语境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理论联系实际等论证方法的过度运用令人生疑。一是在把握事实方面,自己树立一个假想的靶子进行批判,而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或者分析,或因假设前提错误,或因不存在因果关联,而导致结果不能证;二是教条的、无原则的具体分析,借题发挥的普遍联系,因为多走了一步,真理就转化成了谬误。为方法而方法、为批判而批判可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研究思路。而“对象即方法”的研究思路可能是法官事实认定的心理学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     

大力加强道德建设

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是一种精神力量,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信念,支撑着人的自尊、自信和理想。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我们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在“自律”上下功夫。坚持批判与继承的统一,促进传统道德向现代文明的转化。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其应批判地继承,即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于那些思想先进、观点正确的内容,我们应继承并发扬光大,用于指导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对于那些随着时代进步…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论点集锦

不宜提"××省公民"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布后,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落实该《纲要》又制定 了冠名为《××省(市)公民道德规范》。这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贯彻党中央精神的 态度自然值得褒扬,但有一个宪法性问题引起笔者的疑虑:"公民"是否有国家与地方之 分?我们是否可以提"××省公民"? 《××省(市)公民道德规范》中所出现的"××省公民",可能会产生两种涵义:一是 指"××省公民";二是指"在××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前一种认识,是一种观念 上的根本错误;对于后一种,应该说,认识是对的,表达是错的。     

什么是“内在观点”?

"内在观点"是哈特实证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因为它是解读哈特理论的关键线索之一。作为反思性批判态度的内在观点,不但使得规范态度得到有效说明,进而成为批判外在观点的基础;而且它还可以保障法律理论的描述性特征。当然,内在观点并非坏人观点或者参与者观点,因为前者是理论姿态,而后两者则是实践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