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补贴税适当金额的确定

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同时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进而可能导致双重救济的争议,将反补贴税金额的确定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在这场争议中,两国主管机关以补贴金额确定反补贴税金额的传统做法受到质疑.关于反补贴税金额的确定问题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学说:资源有效配置说以补贴金额为标准,竞争权利保障说则以损害为标准来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两种学说均遵从契合性原则.但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的法律框架和核心概念并不支持契合性,而是要求主管机关征收“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因此,主管机关应当从反补贴措施所体现的矫正正义着手,依补贴类型的不同确定补贴的可谴责性,并结合损害情况最终确定“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     

WTO规则与中国反补贴立法

补贴和反补贴协定属于货物贸易部分,WTO成员协商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农业协定》。WTO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反补贴措施作出了特别规定,对禁止性补贴救济措施作出了专门规定。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对反补贴作出了具体承诺。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中国正在实施《反补贴条例》。     

美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

美国的反补贴制度,是从《1890年关税法》中关于从量反补贴税的规定开始的,而《1897年关税法》则将先前从量反补贴税的增收修改为征收与外国政府给予的补贴相等的反补贴税,是为美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反补贴税法。《1930年关税法》中,反补贴的法律规定得到了细化和加强,但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直至《1974年贸易法》制定了反补贴税和司法审查的具体程序。之后,国会在《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中修改了相关规定,使得国内产业更容易获得反补贴法救济;在《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中又增加了几项明确和强化反补贴法的规定;1994年,根据WTO乌拉圭回合协定对此又进行了大幅修改。     

补贴追溯时效的争议与确定——以美国对华反补贴为素材

美国在对华反补贴实践中特别为中国创设的补贴追溯时效规则,既是对国际反补贴规则的最新发展,也是对中国产品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中美各方关于应否设置抵消中国补贴的追溯时效及选择何时作为抵消中国补贴追溯时效的争议,忽略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c）款的规定。在美国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情形下,中国应赞成设置抵消补贴的追溯时效;在美国适用外部基准方法识别中国补贴时,抵消中国补贴追溯时效的划定应以美国向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委员会通报其使用该方法之日为准。     

欧共体反补贴立法与实践

反补贴措施是WTO规则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维护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手段之一。本文介绍并分析了在GATT/WTO框架下的欧共体对来自第三国的补贴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实质要素和程序规定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共体反补贴立法和实践与GATT/WTO规则不一致之处。期望对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反补贴立法与实践提供借鉴。     

人民币汇率构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财政资助吗?

近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人民币汇率的一项主要指责是将所谓人民币汇率低估与中国对出口产品的补贴挂钩,指责人民币汇率构成WTO法上的补贴,并以提交国际或国内解决相威胁。通过WTO《反补贴协定》对财政资助的规定进行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既不构成WTO《反补贴协定》第1条第1款(a)项规定的财政资助,也不符合《反补贴协定》例示性清单的例举,不构成我国对出口产品的财政资助和出口补贴。美国这些举动的意图不排除是通过施压欲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但我国应对这些举动进行跟踪研究,做好充分准备。     

论反补贴调查中实质损害威胁的确定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5．7条和第15．8条为反补贴调查中实质损害威胁的认定规定了较高证据标准、较短时间界限、应予特别考虑的五个因素、应该考虑的其他事实和情形以及合理严格的审查标准等关键要点。中国应重视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完善相关立法，并积极利用实质损害威胁这一损害标准。     

对美国商务部有关汇率低估构成可诉补贴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美国商务部新近颁布实施的《补贴税调查程序中有关利益和专向性的修订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不符;该修订规则缺乏《SCM协定》中有关提供补贴的适格主体的内容,把汇率低估视为补贴的做法与《SCM协定》行为要件“财政资助”和结果要件“授予利益”的规则和实践也不相符;而把有跨国购买或销售行为的企业视为专向性考察中的一组企业的规定也与《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相左;另外,修订规则将汇率低估视为补贴也缺乏国内法的依据。修订规则为美国肆意征收反补贴税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武器。我国应该在美国国内司法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架构下挑战这一修订规则,纠正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改的法律观察

美国近日修改《1930年关税法》授权美国商务部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是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WTO规则并未禁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因此美国此次修法并不违反其在WTO项下的义务,但美国如果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按照"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替代国方法进行"双反"救济,依据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对来自中国的产品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报告,将很可能违反WTO协定的"适当金额"要求,构成双重救济。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积极应对现实的"双反"调查,而长远的目标则是争取美国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     

中国补贴现状与面临反补贴措施的法律应对

本文是一份有关中国人世后面临的欧美对华反补贴措施的法律预警与对策分析研究报告,旨在通过对WTO补贴国际规则的研究与中国各种补贴政策现状的总结,分析SCM协定反补贴豁免对我国的适用性,以及中国"非市经济地位"与补贴调查程序的关系,预测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后面临来自欧美各国反补贴措施的可能性和应采取的救济程序措施,并提出对我国补贴政策的调整方案,为我国补贴政策法律化和决策机制程序提供理论依据.     

浅析美国诉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补贴案

2012年9月17日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向中国起诉,指出中国政府为汽车业提供补贴,违反了WTO反补贴的相关规定,该案编号DS450.欧盟随后加入此案,但截至2015年4月该案还在磋商阶段.本文试对涉及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中国国内相关文件进行分析,并初步判断涉案文件是否认定为“法律上”补贴,提出应对.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补贴专向性

补贴专向性是《SCM协定》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决定了某一补贴行为是否属于《SCM协定》调整范围,也是一成员能否对该补贴行为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先决条件。实践中对补贴专向性的分类和判定等问题还存在诸多争议,需要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相关案件及期待多哈回合谈判予以澄清。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补贴专向性规定存在的缺陷,为了切实履行入世承诺,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应加以完善。     

汇率偏差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出口补贴——评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标志着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掀起新一波进攻狂潮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汇率偏差指控为支点,重心在于将汇率偏差等同于出口补贴。抛开汇率偏差在现有国际法律制度中应由《IMF协定》及其授权的IMF辖制姑且不论,即便依WTO有关出口补贴的规则来审视,汇率偏差及其针对的人民币汇率不仅不在《SCM协定》规定的财政资助和收入支持涵盖范围之内,也没有授予中国出口产品和出口商以利益,而且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出于广泛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非以出口业绩为条件的事实上的出口补贴。《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虽标榜与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符,实际上与之相悖。正因为汇率补贴得不到WTO现有规则的支持,巴西2011年9月在WTO提议建立专门针对汇率偏差的反补贴制度,值得密切关注。     

中国面临反补贴调查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2004年以来，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频繁向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中国出口产品之所以会频繁遭遇反补贴调查，一方面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现行的补贴政策不符合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文简称《SCM协定》）和中国入世时对补贴问题的承诺。梳理调整现有的反补贴政策，使其规范化和建立起完善的反补贴应诉机制，是应对反补贴调查的有效途径。     

中、美、墨三国税收补贴争端的法律分析

2007年2月美国和墨西哥就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认为中国政府实施的进口替代型税收优惠措施违反了国民待遇并构成禁止性补贴,出口导向型税收优惠措施构成禁止性补贴。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规定,美国和墨西哥的申诉并非无的放矢。为避免发生更多的补贴争端,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补贴体系,我国需要在授予补贴的技术层面和补贴分配的理念层面上加以改进。     

"后私有化企业"与反补贴税

对"后私有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的财产处分和所有权的转移密切相关,是补贴与反补贴税研究领域里的新课题,也是深入研究补贴和反补贴税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专门对"美国对英国钢铁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案"(以下简称英国钢铁案)中美国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在明确解释<补贴与反补贴税措施协定>(以下简称<反补贴协议>)的相关问题时,本案中出现的论点所发挥的作用.     

美国实施“双反”措施的法律依据探析

美国对华商品实施"双反"措施有其一定的WTO法依据,但其国内法依据不足。目前,美国正在通过制定和修改其国内相关成文法和判例法,以弥补该不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整理自身的补贴措施和"双反"规则,不授人以柄;另一方面,应积极应诉,防范和抗辩美国利用WTO《反倾销协议》、《SCM协定》等WTO规则语义的模糊性,不充分遵循《中国入世议定书》和《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书》的相关规定,从而滥用这些规定等现象;并把这些争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力争在国际规则的框架里解决类似争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双反"规则被滥用的问题,为我国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     

海南自由贸易港间接税优惠的WTO合规性审视

建立对标世界最高开放形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为此,相关规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贸易提供了多种税收优惠,但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将政府放弃应征收的收入纳入补贴,从而为此类税收优惠埋下了WTO合规隐患。在自贸港间接税优惠中,自贸港企业“两头在外”生产加工所用原辅料免税,貌似与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禁止的出口补贴相契合,但因符合该协定第1项注释规定的补贴例外,并不构成补贴。然而,由于生产设备作为资本货物不符合该项补贴例外,故自贸港企业自用生产设备进口免税易被认定为补贴。对此,海南应行使自贸港法规制定权,建立适用于自贸港的税制和税率,以避免专向性补贴。此外,进口料件加工增值内销免征关税,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内容相悖,亦易被认定为进口替代补贴。欲避免之,需要变自贸港增值比例要求为自贸港原产地要求,并进行配套改革。     

WTO反补贴法律制度的演进思考

反补贴法在其诞生后,经历了从国内法向国际规则的发展过程,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目前对补贴和反补贴行为最有影响的国际规范。尽管该国际规则经历了一个由粗陋到精细、由宽松到严格、不断科学化的发展历程,但还仍存在许多重大缺陷,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促进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争端解决与后续执行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提供补贴的主体包括三类：政府、公共机构和受政府或公共机构委托或指令的私营机构，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界定这三类主体。由于与美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等问题存在重大分歧，中国针对美国的四起对华双反措施向WTO提出起诉（即中国诉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特定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案号WT／DS379）。虽然WTO上诉机构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裁决，但是美国商务部是否能够真正执行上诉机构的裁决存在一定灵活性。本文回顾了379案以及美国商务部关于《1974年贸易法》第129节（涉及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的WTO裁定的执行）项下程序，并分析了后续执行中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