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是学界共识。皇帝金口玉言、言出法随,使得封建时代的立法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这就使一部分人误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也没有法律制度或法律制度相当的零散、随意、不成体系。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研究

法治化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设计和实施改革,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应包括行政体制改革权的法治化和行政体制改革内容的法治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必须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的关系,促进二者的互动共进;必须以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的方式推进改革,使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力量支持。     

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解决的几个重要关系问题。作者指出,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是人治的土壤;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权利经济,需要靠法治——法律规范来调整,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限制权力经济,发展权利经济,变“审批经济”为“自主经济”,变人治为法治。市场经济必须有序,其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关键就是重视和完善有关程序化的法律规范。市场经济是极活跃的因素,因而立法应处理好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加强立法的预见性。市场经济法律必须首先服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而不能过份强调法律的意志性。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逐步从原有的主体立法转变为行为立法,即依据不同的经济活动内容来制定不同的法律,而不应依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同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     

现代性：中国法治化的生成支点

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境遇与多种压力下进行的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后现代思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理论。后现代理论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有其特定的生成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最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而且应当警觉中国前现代法律化与西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畸形杂交对中国法治化的消极影响。现代性应当是中国法治化必须记取的基本前提和必须围绕的一个中心。     

论法制统一与地方立法

维护法制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我们这样一个经历过漫长的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是必要的。法制统一与地方立法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地方。本文在分析法制统一的重要性和地方立法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论法治民主

从实施方略角度看，民主可区分为人治民主和法治民主两类．人治民主是社会革命后接踵而至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不是正常的民主形式，只能作为通往法治民主道路的一个中介。法治民主有四项基本特征：立法民主；法律至上；限权宪法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法律得到严格实施。今天我国处在从人治民主向法治民主过波的阶段．应当适应我国现阶段基本情况，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民主．     

从身份到契约——高校教师主体地位的错位和复归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现代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对教师实行身份管理,而身份管理的最大弊端表现为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忽略了教师的主体自在性和主观能动性。实行契约化管理并实现管理关系法治化、双方关系的法权化是中国高校新一轮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走向。     

走出立法的几个误区

1．立法上有误区。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民社会呼唤法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国家推进法治。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进程越来越引人注目。中国的法治化需要一个前提、一个关键和一个保障。立法是前提，行政是关键，司法是保障。世界各国普遍将司法视为法治实现的最终屏障。但中国司法的独立、自主和中立还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艰难以及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司法腐败，甚至让一部分人对司法能否担当保障法治的重任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信心；十几年来，政府贯彻依法行政原则，行政管理和执法的状况有所…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对立

<正> 在当前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也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法是武器,人是战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好比武器同战士的关系,因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既要实行法治,也要实行人治,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社会管理法治一体化研究

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管理的法治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体化的法治可以使社会管理法治更加实用、更加具体、更加成熟和更加超前。在我国,要实现社会管理法治一体化必须统一法律典则、统一制度设计、统一责任和统一司法化。     

中国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过程研究

<正> 虽然中国的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进程在目标设计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还有待于人们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相比之下,实践操作问题比目标设计问题更困难、更复杂,也更具紧迫性。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什么是法治和什么东西构成法治的论述,这对中国法制改革无疑会起到、而且将继续起到启迪作用。但是,法治社会是如何从人治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非法证据排除对维护程序尊严的意义——兼评我国刑事证据法的新规定

如今,＂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普遍肯定的论断。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成为区别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程序＂,即注重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不仅如此,而且应当是具有足够尊严的程序。换句话说,体现了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规范应当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是区别于恣意的人治的法治的基础。     

法治与人治(摘要)

为政的核心问题在人与法,也即人治与法治之间互相牵涉的关系,其关键在两者重点的偏差。以今日的社会为据,重法治的社会的确较重人治的社会有秩序,效率高,经济发展快,国家似乎也较强。这正符合了中国法家的论说:以法为政的国家必强。今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政策着重法治。着重法治的作风在西方由来已久。西     

有法何以不依？

新时期，随着改革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法律相继出台。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意味着“法治社会”的成熟与“人治社会”的结束，因此，凡是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的法律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然而，必须看到，立法仅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步，仅有立法而不能认认真真执法，那法所扮演的角色就近似田野驱赶鸟雀的“稻草人”。     

浅谈中国法治化困惑与对策

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由人治逐步过渡到法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现依法治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民权利开始愈来愈多的受到关注、执法队伍执法能力的不断提高等都是法治化建设的成果。但是中国法治化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遇到的困难的必要选择。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探讨法治进程中特有的人治现象

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改革措施，社会各界对其人、其事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社会需要仇和这种大胆改革的人，有人认为仇和这种人是为了获取政绩以达到升迁的目的，也有人认为仇和的改革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笔者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仇和现象、仇和模式是一种人治现象、人治模式。它是和法治现象、法治模式相对而言的，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所特有的人治现象、人治模式。     

必须旗帜鲜明地实行法治

<正> 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正在法学界深入开展。在讨论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法治论,明确主张坚持法治,反对人治;二是结合论,主张兼收并蓄,熔人治与法治于一炉;三是取消论,认为人治与法治的提法不确切,应当抛弃这两个口号。虽然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就作者所见)主张坚持人治反对法治,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究竟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二者应当结合,还是干脆取消,这不仅是名词、概念的争论,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行使职能、进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重大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必要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驱动：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法治的前提,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将实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