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法的标准

良法理论既是法理学的重要问题 ,也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的良法理论一直以道德价值作为评判法律良恶的标准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我们应全面地理解良法的含义。本文认为 ,“良法”概念与道德评价紧密相关 ,但二者又不是等同的。任何制定法都具有内容、价值和形式三个方面的要素或成分 ,良法是符合法律的内容、形式和价值的内在性质、特点和规律性的法律 ,是符合法的“应然”的法律。良法的标准应全面地体现对这三个方面的要求 (标准 ) ,即合规律性原则、符合正义和公众利益原则、形式科学性原则 ,并分别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试论立法听证制度产生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功能

听证制度最早产生的法理基础是英国普通法确认的“自然公正”原则 ,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德国的行政法治原则也相应为其确立听证制度奠定了法律根据。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以及宪法确认的民主原则为我国确立听证制度提供法律根据。立法听证制度有为立法机关收集信息 ,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促进良法、协调利益关系 ;进行立法宣传的功能。     

刑事法治与刑法谦抑

法治,简言之即"良法之治","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在当代各种语境中,法治主要是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的:在理念上,法治是一套治国的理论学说;在实践中,法治是以至高无上的法律建立的一种‘统治’模式和秩序状态。     

对中国法制秩序构建中的主要障碍分析

在中国现在的法制秩序构建中,主要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障碍:经济落后、缺乏法律信仰、良法标准模糊、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和法律没有获得至高地位,其中良法标准模糊和法律没有获得至高的地位,本文就此进行了论述。     

汪习根 汪火良：依法治国与执政为民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通过具体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的运行机制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应是“良法”、“善法”之治，所以实现依法治国、执政为民首先应当制定出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良法。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     

希望中国

2005年,中国最大的命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 容之一。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是几千年来人类共同的心愿。春秋时的管仲有言,“法者, 民之父母也”。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对法治做了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 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法有良法 与恶法之分,一个崇尚法治的时代,必须是一个良法之治的时代,没有良法就没有法治。恶 法支撑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恶行,他所体现的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民主是法治的前 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是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所在。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尽管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不一,然而“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命题,不证自明。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既然“法治”的前提是“良法之治”,“刑事法治”的前提也应当是“良好的刑事法之治”。当前在我国它至少应当包含公正、理性、注重人权保障、兼顾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以及密切关注犯罪个案等内容。     

略论中国赠与法律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中国赠与法律传统是以互惠原则为主轴展开的。互惠原则既有情感亲睦功能,又有促进和维系统治秩序的功能,是中国赠与法律传统的内在原则,其作用范围遍及社会各领域。现代赠与法制的样式是“理性”、“祛魅”等现代性因素影响法律发展的表现,但在现代赠与法制中,互惠原则的基本精神仍在延续。     

社会学法理学

一、社会学法理学 (sociologicaljurisprudence)的特征 ①(一 )社会学法学家所关注的是法律运作 (即法律秩序的运作、指导审判之权威性原则体的运作 ,以及司法过程和行政过程的运作 ) ,而非权威性律令的抽象内容。分析法学家在律令要素 (亦即指导审判之权威性原则体中的律令要素 )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 ,历史法学家在所有社会控制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 ,但是社会学法学家却倾向于在法律秩序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 ,或者倾向于特别强调这种意义上的法律。② 不过 ,晚近主张法律社会学 (sociologyoflaw)的论者也用法律…     

论“和”文化语境下的国际法治建设

国际秩序建立在国际法律制度基础之上,新格局之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相应的良法善治。以西方宗教文化为精神内核的当代国际法,面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公共问题,已经难以做出有效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正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有益成分,对现存国际法治基础理论给予了补充和创新,对人类未来国际法治建设给予指导,因为“和”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利”文化,更有助于实现不同文化、文明的和解和共荣。     

国际合同"契约自由"的冲突法规制 --国际合同的自体法

肇始于16世纪的"意思自治"理论,标志着合同准据法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即客观论向主观论的发展,特别是以意思自治为主、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合同自体法理论的提出,更是将合同准据法理论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一改过去合同法律适用的机械性做法,强调尊重当事人自主意识,并将契约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体现了国际私法合同法律适用的潮流和趋势.     

论法律适用中的"契约自由"原则——国际合同的自体法

肇始于16世纪的"意思自治"理论,标志着合同准据法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即客观论向主观论的发展,特别是以意思自治为主、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合同自体法理论的提出,更是将合同准据法理论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一改过去合同法律适用的机械性做法,强调尊重当事人自主意识,并将契约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体现了国际私法合同法律适用的潮流和趋势。     

从“自由意志”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变迁的法哲学解读

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是传统民法哲学的基础。“自由意志”以“自主决定”与“自己责任”为原则 ,并衍生出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以及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内容浩瀚的民法体系。但是 ,“自由意志”论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遭遇到了困境 ,民法制度随时代而变迁。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是解说这种变迁的有力理论。依据庞德的理论 ,民法从专注于个人自然权利转向兼顾社会利益 ,民法价值出现了从个人自由到保护信赖的变化 ,民法的终极目的也出现了从人格的健全与发展转向社会秩序的和谐 ,并实现在人们需求冲突时的调整的变化。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因之形成以“自由意志”为内容的“常规法”和以“信赖保护”为内容的“矫正法”的二元结构。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为了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法律上可能,经济上有利"的原则.为了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应引入私人执行制度,并在反垄断立法中对私人执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     

也论诚实信用原则的扩张

诚实信用原则被公认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现在私法和公法领域都出现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现象.面对此现象,有的学者表示赞同,有的学者则提出了质疑.鉴于此,沿着历史的脉络,在分析诚实信用原则形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论证现代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领域中的扩张及其意义.     

醉驾:“一律入刑”还是“区别对待”

如何合理划定"醉驾"犯罪圈的大小,"一律入刑"与"区别对待"两种见解存在实质性分歧。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司法不可逾越的屏障,司法机关应该通过"一律入刑"呼应其明确性要求,同时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在实践选择的位阶上应该以文本映射的主观主义优先适用;刑法总分体系需要刑事立法与司法进行一体化贯彻,在刑事立法已然兼顾总则要求的前提下不能通过"区别对待"再次限缩分则罪名的适用范围;"一律入刑"的主张不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要求刑事司法必须坚守这一法治立场。     

"卖淫"的刑法解释--以南京某演艺吧"组织男青年向同性提供性服务"案为例

刑法的适用需要解释,法官应是解释的主体。刑法的适用解释要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只能进行严格解释,但只要没有超出"文义的射程"或"国民的预测范围"就属于扩张解释而非类推,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观念”及其影响途径

在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观念"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过,在国际法的研究中,以理性主义为认识论的主流学派,并没有对此做出过系统性分析。这正是主流国际法学本身的一个重大缺漏。研究表明,诸如"世界观"、"原则化观念"以及"因果信念"等在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路线图"、"黏合剂",以及"制度化"等方面的影响。     

数据安全刑法保护扩张的合理边界

《数据安全法(草案)》的发布是数据安全作为独立法益的立法宣示,基于数据安全对个体利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刑法有必要将其纳入保护范围。现行刑法对数据安全的保护是通过制裁信息犯罪间接实现的,由于刑法视阈下的信息和数据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未来刑法必然要建立新的数据犯罪罪名体系,实现数据安全领域刑法保护的大规模扩张。为了避免刑法扩张演化成违背谦抑性的公权力滥用,必须进行"合边界性审视",确保其不会突破刑法自身的边界。由于数据安全法益自身无法通过"法益原则"实现刑法边界划定功能,有必要引入"广义危害性原则",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刑法保护扩张之前,划定扩张的合理边界。     

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