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邻避效应视角下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分析——以大连市石化类公司的设立与运行为例

邻避效应,指当地居民或者单位因担心建设一些项目对自身健康、当地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以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即发生邻避冲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承受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邻避冲突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大连市石化类公司在其设立与运行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较为激烈的邻避冲突。本文以此为例,试图探究分析如何减少邻避设施带来的负外部性,找到缓解矛盾冲突的途径,求得社会发展中各主体的最大利益公约数,促进社会的公平有序与和谐稳定。     

邻避概念的多重污名化与工程人文风险框架的构建

"邻避"一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邻避"概念集合包括"邻避效应""邻避情结""邻避设施""邻避冲突"等."邻避设施"的经建,使居民产生"邻避情结",进而导致"邻避冲突",此观点可以概括为"邻避效应".通过对"邻避"概念的系统反思,可以发现其遭遇了来自民众、政府、专家等利益相关群体所构建的"多重污名化"的情况,同时"邻避"概念的使用还存在权力思维、价值思维、技术思维、拿来思维误区,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也十分有限."工程人文风险"概念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包括敏感人、敏感性工程、主观风险等概念构成学术概念集合和逻辑关系,这有助于探索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减少由于"邻避"概念所造成的问题,也有助于形成更符合中国经验的新的话语体系.     

民主治理理念下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问题析论——以邻避冲突治理模式的转换为例

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衍生出众多阶段性、复合型治理难题,政府往往在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的双重目标下陷入两难困境。邻避冲突的发生和蔓延主要是因为邻避项目的成本——收益分布失衡,因而治理邻避冲突的关键在于建构经济——心理——文化的复合型政策工具,以均衡和完善政策利益分布,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社群利益的双赢。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缺乏民意吸纳机制的管制决策模式呈现出政策合法性下降和公民参与乏力的弊端,诱发了邻避冲突的升级。因此,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规避,应摒弃封闭决策模式,创新政策工具,引入民主行政理念以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通过拓宽公民制度化参与决策渠道,构建深度参与模式,完善参与机制,实现政府、企业和社群的合作共治。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邻避焦虑心理驱动下的城市邻避冲突及治理

邻避焦虑是民众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城市邻避设施具有民生性和公益性,但也客观地存有环境风险。随着城市民众环境知识的丰富和环境意识的提升,邻避设施所带有的风险容易被认知、放大,引发他们的邻避焦虑心理。围绕邻避设施,这种心理从最初的不满开始,逐步演化为恐惧,最终催生邻避冲突。邻避冲突给社会秩序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需要认真治理。这种治理要求着眼于城市民众邻避焦虑心理的消除,既要通过充分的民主决策过程取得民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认同,又要通过充分的沟通协调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系列问题,更要注意对相关民众进行必要的、适度的利益补偿。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空间生产”视角下邻避现象的包容性治理

地方管理者在应对邻避冲突时通常会陷入一种"对抗式"的认识误区。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这种认识源自邻避设施空间生产中"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等三个要素的内在张力和冲突。当前,这种对抗式逻辑面临新型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现实挑战。化解邻避冲突,需要转向一种"差异化"的邻避设施空间生产逻辑,体现为决策者和公众在邻避设施三个生产要素上的差异化建构,进而实现邻避设施空间生产的包容性治理,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保障邻避设施空间生产过程的多元参与,完善邻避设施的多元化空间补偿方案。     

海外如何走出“邻避困境”

＂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邻避）,是指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坚决、甚至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或抗争。邻避主义虽是一种追求私益的行为,但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维护其自身权益的做法似乎又无可厚非。     

邻避行动的内在运作逻辑及其回应路径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邻避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邻避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与动因。行为和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抓住居民内在认知、质疑、价值诉求、动机直至集体行动的运作逻辑,理清不同阶段邻避行动发展的驱动诱因,即政府与居民间信息不对称,居民对社会信任的缺失,政府对居民诉求消极回应,成本收益不公的理性考量,邻避行为的自发演进等,并采取建立政府与居民互动机制,重塑社会信任基础,注重社会人文关怀,优化利益补偿方案,及时规避邻避行动等有效回应路径,治理邻避问题。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邻避问题的价值判断是邻避研究的重要途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邻避设施建设就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邻避设施生产中的空间冲突反映了权力控制和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作为空间价值取向的空间正义,关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中的正义。我国邻避设施在空间生产认知、决策过程和结果补偿中存在价值偏离,应该在空间正义的原则下重新定义邻避行动以实现城市权力,促进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空间生产决策,科学规划凸显空间性的多元补偿方案,以此寻求邻避冲突的化解之道。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责任分立与责任超载：县域治理视角下乡镇避责的生成逻辑

作为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突出现象,乡镇避责已经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关切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川西D县的田野调查,并借助“责任—资源—行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县乡之间的责任体制在由保护型发展为分立型的同时,也导致大量治理任务下沉到县域。而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县级政府往往利用其上位优势,将事务进一步下沉给乡镇,但这种事务下沉以责任动员为载体,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资源赋能。对于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掌控,乡镇均处于劣势,由此导致乡镇“责任超载”。为规避潜在的政治责任,乡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如下策略,如问责“模糊化”和“弱者的武器”等。破解乡镇避责难题,需要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县域治理改革进行纠偏,以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老旧小区的情感治理：实践形态、应用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M社区三类治理场景的考察

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特征较为显著，甚至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类型。从M社区的治理实践来看，环境整治、物业管理、应急管理三类治理场景都凸显了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介入特征。情感介入之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其功能，与社区党建引领和社区干部特质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混合型特征与独特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科层化、技术化的总体背景下，情感治理存在一定的应用限度，即制度化难题、可推广性有限以及情感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张力。鉴于此，要对社区情感治理进一步制度化，包括激活社区情感资源、构筑情感治理载体、培育情感治理主体、情感与技术的互构等，实现老旧小区情感治理的体制转型。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科层组织中的官员邻避冲突——一个比较性概念分析

基于经验事实和理论研究,建构出"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的新概念。与已有"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官员邻避冲突的主要指向在于责任规避,民众邻避冲突的核心焦点则是利益博弈。在冲突主体上,官员邻避冲突集中在科层组织内部,而非官民二元之间;在冲突时间上,官员邻避冲突发生在决策之前,而非公示之后;在冲突形式上,官员邻避冲突相对温和拖延,而非激进短暂;在冲突治理上,官员邻避冲突依赖于权力运作,而非利益协商。"不要建在我的辖区"是邻避概念在科层组织的新应用和新发展,既拓展了邻避研究的知识边界,也为理解复杂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设施管理型治理模式和社区治理型治理模式是现行典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政府强制型模式治理主体单一,偏重政府强制机制的运用,对必要型邻避设施设址有积极意义,但容易激化矛盾,治理绩效不彰。市场主导型模式治理主体多元化,发挥多元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有良好治理效用,但面临诸多现实和伦理困境。设施管理型模式鼓励以企业为中心的多元参与,注重设施形象管理,治理成效显著。社区治理型模式以社区治理为中心,引入多元参与,积极发挥以社区治理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机制的作用,倡导间接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不同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既存在较大差异,亦呈现趋同趋势。优化国内邻比冲突治理,需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发挥多元主体和多元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