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国家审计监督——以省长经济责任审计为例

中央与地方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审计署组织实施的省长经济责任审计,是法治化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台,也是在制度框架内进行信息交换和沟通的机制,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法治框架下的中央与地方间关系处理模式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央和地方关系视角下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治理效能

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扩充地方立法权主体范围,鼓励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运用地方立法进行治理,加强了地方的民主治理、适应性治理、竞争性治理、创新性治理机制,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有利于发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优势。然而,实践中的地方立法受中央集权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和法治建设的形式主义影响,在立法过程中出现政治程序空转、立法资源浪费、公众参与不足、过分关注形式等问题,在治理进程中出现立法缺少特色与创新、配合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地方立法的治理效能未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优势也未充分发挥。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政权建设,通过不断充实地方立法的自主基础,积极鼓励地方的法治改革和创新试验,逐步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增进其治理效能。     

“地方发展型政府”抑或“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的成果分配问题。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现代国家建设视角下蒙藏委员会制度简论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主管蒙藏事务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事务机构或边政机构,也不是单纯的中央行政主管机关,其施政对象为"蒙藏"地区,其制度使命是:在训政体制下革兴蒙藏地方行政,扶植蒙藏民族自决自治,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目标;而其职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中央层面针对蒙藏各项行政革兴计划发挥决策设计、组织协调的作用,二是代表中央政府指导、监督乃至直接举办蒙藏地方行政。然而,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缺乏有效的民族政策,蒙藏委员会的机构地位和职能要求不匹配,对其他中央职能机构缺乏约束力,其决策协调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另一方面,由于蒙藏地方行政制度的特殊性,中央权威对地方控制的乏力,导致改革职能无法有效贯彻。由此导致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改革一举解决蒙藏问题和推进国家建设的目标未能实现。     

公共治理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而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都是其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动,但都跳不出"收死放乱"的怪圈。公共治理的兴起,为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借鉴,本文试图为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改革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向度。     

宪法架构下的地方政府

主流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是我国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从宪法的角度上分析,无论是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原则,还是宪法确立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领导体制、地方政府的事务管理权,乃至于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公务员管理,还是从其所归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与其说地方政府属于一级独立行政主体,不如说它更多地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体而存在的。     

预算法修改：约束政府“钱袋子”——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收入、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现代分权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适度分权原则、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中央与地方在桂中山区的权力互动——以清末民初忻城县为个案

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迥异于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地区,这便使得中央与地方权力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对忻城土县的改土归流探讨了这一过程及其特点。     

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本文以单一制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前提下,论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通过对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出三种单一制国家较为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同时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都具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双重特点,特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必然趋势奠定理论基础.     

中共与地方在桂中山区的权力互动——以清末民初忻城县为个案

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迥异于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地区,这便使得中央与地方权力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对忻城土县的改土归流探讨了这一过程及其特点.     

中国政府问财政关系的演变（1949—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经历了中央计划（1949—1978）、财政包干（1979—1993）和分税制（1994至今）三个体制阶段。论文借助财政联邦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试图就如下问题做出回答：在不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下，财富和收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国家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影响？     

从政府转型为重点改革中央地方关系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要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就此，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论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的变革

要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进而期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这个缺憾,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检视一下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几点极为特殊,是世界其它国家所难比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方面,应注重地方自治的精神,来妥善地平衡中央统一领导,以期达到最能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之目的。重新评价宪法政策,可以获得地方分权和自治有正当性的结论;法治原则也要求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的体制能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只要宪法设置国家统一及禁止分裂的防卫机制,地方分权和自治不会造成国家分裂。今后中央地方彼此的权限,应尽可能地在宪法的位阶上加以明确界定,成为宪法保留的制度。     

中美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宪政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合理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求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方案,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发展.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法律安排——英、美、日、德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正确划分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对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分工、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行为、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健全财权与财力的法律制度、正确处理好政府间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日、德等国都用法律的形式对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进行了明确规范。从我国的法律现状来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公共事权和财权的法律尚未细化。这就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我国有关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的法律规范。     

比较中英两国浅析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中国和英国同是单一制国家,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既有共性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通过两个国家的比较可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清代顺康雍乾时期州县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探讨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之一,更是国家在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传承,理解现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现象和内容,作者对距离我们最近、对现实社会影响最深得清代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以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州县与中央关系文突破口,进行分析总结,希望得出对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意义的借鉴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