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兼具国家治理规范和基层治理创新双重特征,成为分担中央治理风险和激发地方治理效能的责任担当。已有研究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亟须对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素进行学理阐释。省域治理现代化将省域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单元,立足省级政府的科层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以区划调整为核心的治理空间、以财政关系为关键的治理能力、以技术赋能为抓手的治理工具等三个维度的构成要素,为其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需建立统筹资源整合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治理格局,完善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一致的依法治理体系,引领条块协调治理与科层规制的技术治理创新。     

中国如何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以场域理论为视域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权力由西向东转移趋势明显,世界需要更加公正合理、反映时代变迁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护持其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角色的加强。场域是一种社会学的概念,但由于其广泛的主观性、联系性以及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可以扩大传统研究的范围,进而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之中。目前中国亟须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通过对场域理论分析,可以建构一种提升治理能力的理论路径,进而可以为思考中国如何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供参考。     

自组织调适视角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及其履责路径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由行政化职责同构迈向自组织均配调适责任的内在变迁规律。在自组织调适视阈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体系关涉内外联动、结构异质、竞合涨落与反馈调适四大核心要素，不同责任主体与自组织系统形成分异化、多角色、交互性关联机制，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体现在负熵渠道畅通、差序化协同、分异利益融汇与自洽循环调适等方面，即通过坚持平衡资源配置、开放兼容、监管强度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开放原则，优化其履责情境；通过形构不同角色差序化协同的治理模式，明晰其履责角色；通过坚持利益平衡分配原则、个体理性服从集体理性、分配程序公正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公共利益结构的优化路径，激发其履责动力；通过正负反馈链的交替循环和持续作用，提高其履责效能。     

BBS网络空间的社会交往领域——以水木社区的实证分析为例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公社社会类型、科层社会类型和广场社会类型这三种类型的交往场域在BBS网络空间中的存在性,并从规模、密度、互动频次、社群网络中心势等方面分析了各类交往场域的特点,探讨了不同类型交往场域的形成机制。     

工作专班如何落实非常规任务?——重构科层制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工作专班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应对复杂问题的一种常见组织形态，既承担任务协调的功能，又负责具体项目的落实到位。非常规任务与科层制治理的内在张力是设置工作专班的逻辑起点，工作专班不是对科层制常态运作的替代，而是应对环境突变的一种调适机制。它利用科层体系的现有资源，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治理结构，在科层组织中嵌入隐形化的项目团队，推动非常规任务的高效落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工作专班“08环境办”的典型案例研究显示，该专班依靠任务驱动的人员抽调机制、责任驱动的资源抽取机制、项目驱动的知识应用机制、业绩驱动的评优激励机制进行运作。工作专班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落实非常规任务的能力，为重构科层制治理积累了新经验。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创新模式研究

网络化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场域,是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事业的基本切入点。非政府组织应明确自身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的角色,承担起拾遗补缺、联结互动、刺激变革的职责,以志愿服务、机构服务、政社合作、组织建设的方式参与到社区便民服务、就业指导、健康卫生、环境治理、文化娱乐、治安管理、弱势群体救助等工作领域中。政府应加大对非营利组织扶持力度、非营利组织应增强自身管理能力与水平。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元治理视域下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行动框架

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目标引领和战略任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并运用元治理理论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与治理思路。元治理突出强调政府权威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并注重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等三种治理模式融为一体。元治理作为一项治理工具,能够有效地克服治理理论在我国现实环境下面临的一些逻辑困境和治理失灵问题,与我国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全面逻辑、动态发展、现实基础以及利益冲突的消弭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耦合性与适切性。基于耦合逻辑的理论分析和我国政府治理的现实场域,提出一个推进共同富裕的元治理整体性分析框架,旨在强调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应充分发挥整合者、建制者、协调者、监管者等的关键性角色和主导性作用,调和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集体行动困境,以多元主体力量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

基于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性同形理论,通过对117个高校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高校腐败最大的特征就是与政府腐败特点的一致性,无论是在腐败主体特征还是腐败行为特征方面都极为相似。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在强制性同形和模仿性同形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场域中的高校与政府呈现组织性趋同现象,两者的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监督漏洞、官场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同形性,两者都采取相对集权的治理结构,而监督制衡机制效果不彰,无法有效地约束和限制权力,从而使高校腐败特征与政府腐败特征表现一致。从这个特点上来说,高校现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机制并没有体现出高校应有的独特性,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也不足以控制腐败的发生。     

跨域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及其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广佛地铁建设和水污染治理的案例比较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地区间联系愈发密切,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逐渐被打破,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与无界化,大量区域性公共问题出现,跨域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研究跨域治理中政府的动机、机制及行为对于有效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意义重大。广佛同城化作为我国城市间合作的先行者,在两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了跨域治理的大量实践探讨。以广佛地铁建设与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执行动力、协调难度与作用机制等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解释跨域治理效果背后的机理与原因,可以发现议题属性是影响跨域治理效果的基础前提;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动机诉求导致执行动力强弱程度的差异,影响跨域治理的正式达成与治理进程;政府主体的结构复杂程度与职责分工清晰程度决定治理协调难度;跨域治理中政府主体的行为策略内含政府间的权力作用机制,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程度影响跨域治理的运行效果。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重大突发事件防控中的应急组织动员何以实现?——以党员干部下沉为例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组织环境突变，事件处置的时间与空间被高度压缩，常态化科层管理机制容易出现失灵。有效的组织动员能使组织内部的潜能得以快速释放，形成强大合力，及时纠正常规化治理的失灵。党员干部下沉是政党组织通过话语共识引导、组织结构重塑、灵活化的组织激励等多种方式实现内部力量有效动员的重要方式。党员干部下沉体现了政党伦理的价值引领、政党统领的组织再造、灵活化的组织激励、技术赋能的精准治理等多重驱动逻辑。高效的应急组织动员可以降低组织间沟通成本、实现有限资源快速集中和优化配置、重塑科层组织激励机制等，但也需警惕高强度的组织动员容易产生非理性行为，因此需要将组织动员纳入法治化轨道。     

治理韧性：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理韧性作为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视角愈加成为学界及政府界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公共政策实践中，由于缺乏对治理韧性的理论溯源、概念辨析与场域锁定等的准确甄别，因此产生了治理韧性本质内涵解读差异化、形式外延界定多样化的认知分歧。本研究尝试将治理韧性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特定场域中，揭示了“调适有度”是社会治理韧性的本质，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与目标精度是识别社会治理韧性的维度坐标。提升社会治理韧性，必须从授权赋能、社会凝聚、共同富裕、敏捷治理等方面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从而增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社会场域理论视角下资本与权力互动: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进路分析

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场域,资本和权力是社区治理场域的主线。资本和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这种动态关系生成了四种不同的治理形态,即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权力主导治理形态、资本主导治理形态和双向缺位治理形态,其中双向互动治理形态是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实现社区良善治理形态首先需要理顺场域内诸要素的关系,使场域成为一个良性的动态关系网络,还需要促进场域资本培育和完善场域权力结构,实现资本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良性治理惯习的养成,培育社区治理场域的道德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政吸纳、分类沟通与基层信息不对称的纾解——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分析

基层信息不对称何以纾解？既往研究鲜有跳出科层制而基于中国实践场景将乡村社会要素纳入视野。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考察,构建“结构-资源-行动”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情景下科层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原因。研究发现,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张力对信息沟通提出较高要求,科层行政的信息汲取效力却在乡村社会出现沟通边界。作为基层行动者,乡镇借助于执政党群众路线及科层运作模式,有效整合了正式与非正式资源,通过“循环往复”的汲取机制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反馈机制,进而提高科层组织吸纳民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在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乡镇组织与县级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纾解基层信息不对称的“党政吸纳”模式。在运作过程,“党政吸纳”呈现“官民有别”、“上下有序”的分类性沟通,既能充分吸纳民意信息,又兼顾了科层制内部的常规性沟通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的案例分析,探究科层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新视角,尝试与科层制理论、跳板理论及扁平化组织理论进行对话,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提供参考。     

政府绩效评估的政策悖论与执行控制——一个多层治理的分析框架

运用多层治理理论分析政府绩效评估的组织结构与政策体系,发现绩效评估被裹挟在府际科层关系与多层次政策网络之中,并以纵向与横向两种运行方式相互作用。一方面,评估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现为纵向政府层级的科层控制和横向部门的政策分割;另一方面,多层次政策网络彰显了多属性的政策系统和跨层次的政策需求。政府绩效评估多层治理的嵌入过程存在多层评估系统与科层运作的结构失配、制度供给与绩效需求的系统张力、政策系统与技术标准的匹配困境等三重悖论。因此,要对多属性的政策系统进行分类,设计跨层次的评估政策体系,满足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多元绩效需求。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