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我国选调生政策的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

选调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我国选调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与选调生政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多年来，选调生政策不断发展演变，其变迁历程经历了酝酿萌芽、适应探索、规范发展、全面建设四个时期。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出发，选调生政策变迁的主要逻辑包括四个方面：基于既有经验的政策渐进调适、由量变到质变的政策目标导向、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政策动态均衡、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影响政策变迁效果。基于渐进决策理论展望未来，我国选调生政策亟须进一步推进多方共治，强化政策协同性与连续性；加强政策评估，提高政策执行力；完善选调生综合配套制度建设，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治理有效视角下农村基层党建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探讨——以长治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提出的二十字方针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具有相同性。无论是乡村振兴或是社会治理,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实现农村场域的振兴,现代化是必然要求。农村场域是重点、更是难点,必须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政府政策执行问题研究——以L市Y镇环保政策执行“一刀切”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降低政府治理成本、防止上级政府的问责以及社会舆论压力等问题,在政策执行时会选政策执行“一刀切”。政策执行“一刀切”可以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但是长此以往会暴露出很多问题,如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针对以上出现的现象,结合L市Y镇的环保政策执行的案例,提出加强群众的参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资源合理配置、减少政策执行压力等避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一刀切”的建议。     

政策执行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

精准扶贫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过程,由于各级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行动能力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和目标。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既不采取项目制、行政包干制,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科层常规治理,而是混合了行政性和政治性、常规性与运动型,因此内含着多样的问题。作为末端的建档立卡户和村民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在混合型的自上而下治理之中而得不到有效体现,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实施效果。修正现有政策实践逻辑缺陷的关键,是建构激发民众参与反贫困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机制和政策环境,让自下而上的回应和表达,与自上而下的决策及执行,形成长期的、常规的互动、回应运行关系。     

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存在高度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同样存在强耦合性。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包含了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需求,包括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乡村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当实践过程出现治理能力需求同治理能力供给低匹配困境时,这种需求便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而推动国家在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发展与协调发展、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协调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变革。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治理能力保障,具体体现在激发主体活力、提升发展的有序性、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政策执行阻滞。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建设探索——基于贵州Y县政府行动逻辑的分析

目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脱贫攻坚的检查验收机制及考核评估体系制度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从控制权视域来看,考察贵州省Y县政府的脱贫攻坚行动,可以看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控制权实施主体分别是委托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管理方(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代理方(市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乡镇扶贫工作站)。分析发现,控制权分配并不遵循线性逻辑,权力行使主体由行政部门融合行政体系外的社会公众,降低了政府机构间权力异化的可能性,对规避基层政府应对检查验收时的形式主义和"共谋行为"有重要监督矫正作用。     

从分利到整合：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

项目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下乡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重构了乡村社会利益网络,使乡村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新的治理秩序。通过对W村蘑菇产业项目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基于政绩诉求、经济效益、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效益行动逻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使得下乡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各利益相关方从权力、社会和资本等多方面影响着进村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并通过多重利益共生机制、利益联盟机制以及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发挥整合作用,推动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保障项目下乡的有效运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政府偏差行为及其治理策略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举措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实践中衍生出具有失范性、损害性、辐射性和隐蔽性的偏差现象。这主要表现为注重概念创造忽视务实行动、注重典型塑造忽视均衡发展、注重行政推动忽视内源式发展、注重短期绩效忽视可持续发展。基于“制度—环境—个体”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结构张力和软约束所构成的制度压力、府际竞争和联合避责而形成的交互影响、责任稀释和政绩竞赛所产生的行为偏好耦合于基层政府,形成驱动其偏差行为的机会场域和压力场域,促使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主动或者被动实施偏差行为。规避乡村振兴偏差行为,需更加注重以系统思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组织协同优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容错机制促进干部积极作为。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场域约束与组织空转：解释脱贫村集体经济政策变现难的一种视角

复杂环境与行动主体共同形塑农村集体经济政策变现逻辑。基于“场域约束—组织空转”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脱贫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变现力尚未得到完整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创收有限”“风险化解低效”“可持续发展乏力”的现状。脱贫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受行政、市场、社会多重场域的叠加约束,囿于政策刚性、资金和资源约束形成了变现过程中的客观阻力,而各主体的风险规避逻辑也给政策变现带来了消极影响。各行动主体陷入忙而低效、有名无实和信息空转的组织空转困境,进而产生的复合效应形成了农村集体经济政策变现过程中的不定向阻力。     

试论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

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补好农村警务这块"短板",既是落实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要求,也是公安机关加强基层治安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推进之道有五,其一是强化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其二是加强"村寨文化"建设,重建乡村秩序和制度;其三是培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安意识,构建良性的治理场域;其四是加强政策引导,补齐农村警务建设滞后的短板;其五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数据驱动型的农村警务模式。     

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北大核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集中体现。经过五年规划实施,党建引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要现象和基本策略,是乡村振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关键所在。何以如此?本文在理论层面借鉴“政治势能”理论和公共政策扩散理论,构建“政治势能传导—统合引领改革”的解释框架,立足“结构—过程”分析超常规政治逻辑下政治势能形成传递过程,沿着“制度—生活”阐释统合型实践逻辑下发展型治理模式形成理路。何以接续?基于大量地方创新案例和数据,本文凝练和提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多维一体创新机制,即价值引导机制、组织整合机制、项目运行机制、服务保障机制,以期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走向深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必须响应的新要求。根据"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逻辑是一个螺旋上升、层次推进的过程,体现在乡村旅游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在产业定位、空间开发、主客交流、运行机制、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享受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红利",并通过乡村旅游的提升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在路径选择上,关键是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乡村旅游提升发展、解决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具体包括构建以产业融合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完善以政策创新为核心的支撑体系、优化以利益分享机制为重点的治理体系等。     

衰落与复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乡村开始走上衰败之路,农民也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而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却在乡土文化上呈现出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乡村乡风民俗"日渐凋零"、乡间伦理价值"土崩瓦解"、乡村文化主体"远离乡土"的"现实域"等现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本文主张通过确立强化乡土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在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实践中展示了丰富内涵。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精神实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思想引领过程中的统领能力、精准识别机制分析中的认证能力、精准施策机制分析中的规管能力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机制中的整合能力。统领能力存在理想型决策与非理性运作失衡、认证能力较低引致贫困户错评等国家治理能力偏低现象,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政治社会化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规则以及理顺政社职能关系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