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及其实现条件

20世纪西方法理学经历了从法律确定性向法律不确定性的转向，以“唯一正确答案”为核心的法律确定性难以成立。然而，这并不会影响法律确定性所追求的限制权力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恰当阐释的法律客观性观念可以作为法治的基石。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适当的法律推理思维方法、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的共同作用将为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实现提供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规制“为官不为”的权力监督短板

权力监督在规制“为官不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备鲜明的预防功能和校正功能。但目前存在四大短板，即“为官不为”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深刻反映出权力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薄弱，难以形成监督“为官不为”合力；自上而下、平行与自下而上监督不匹配，难以构成监督“为官不为”网络；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各有不足，难以形成全链条监督“为官不为”模式；权力监督机构存在罅漏，难以有效履行监督“为官不为”之责。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权力监督短板，有效规制“为官不为”，应详列权力清单，绘制权力“流程图”，让“为官不为”无处遁形；建立多元化与立体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对“为官不为”形成监督合力；构建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监督链条，挤压“为官不为”的生成空间；深化纪检机关领导体制改革，以落实“两个责任”防范“为官不为”。     

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

宪法学究其根本是为了适用宪法而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的宪法释义学。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在宪法解释中纳入政治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同样的宪法条款,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引导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考察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科学对法学的逻辑自足的祛魅,是有价值的。但是,随意选择作为宪法解释“背景规范”的政治理论,会导致解释的恣意,损害法的安定性价值。所以,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去容纳政治理论论证这种“外部论证”,消解其对宪法解释确定性的损害。     

百家

正王爱文:克服为官不为应勇于担当随着"四风"整治的深入,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人民群众普遍欢迎。与此同时,一些党员干部感到"为官不易",思想滑入另一个极端,不敢担当,躲事怕事,为官不为。改变这种现象,既需要加强教育引导,端正为官动机,又需要改进考核工作,强化社会监督。(摘自《人民日报》)     

政策不能落地也该问责

据6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为抓政策落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怒了”。“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     

“为官不为”的软抵抗

“为官不为”20年来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总结2014年工作回顾时对“懒政”问题直言不讳：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目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中国传统取士标准非职业性的历史成因与影响

从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取士的标准经历了一个由职业性到非职业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科举取士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非职业性最突出的表现。取士标准非职业性的历史成因主要有儒家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考试制度本身的特征、专制政治中官员考核的非社会化以及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相对简单等。取士标准的非职业性严重制约着思想文化、政治实践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2016中国反腐热点回眸

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强烈信号 ——明确从严治党主体.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剑指“为官不为”积弊.查找问题不足,加强干部管理.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当前“为官不为”的3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     

“官人”：本意“为官之人”

“官人”本意是为官之人，一般是对为官之人的尊称。如《苟子》一书中有“官人益秩，庶人益禄”的说法。《旧唐书高祖本纪》有“官人、百姓，赐爵一级”，显然“官人”是区别于普通百姓的官僚阶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四《官人》认为：“是唐时有官长，方得称官人也。”     

塔城地区解决『四风』『五不』突出问题

本刊塔城讯通讯员刘杰近期，塔城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回应查摆问题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问题和征集到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突出政治坚强抓整改、紧盯“四风”顽瘴痼疾彻底改、分层分类解决重点问题、推进专项整治不留“死角”、纠正“为官不为”不良作风的方式方法，提出整改落实的具体举措，动真格、打硬仗，出成果、见成效，敬终如始解决政治坚强和“四风”“五不”突出问题。     

司法证明模糊论

“真实”本身具有多元解释,是一个不可能得到精确认定的模糊概念。“事实”必须为法官所确立,是一种个性思维过程后的结论,可称为“法官真实”。从模糊理论与心证演变模式的三个阶段的视角看,自由心证的实质是模糊心证。司法证明必须容忍甚至鼓励富有极大模糊性的日常生活语言以描绘案件事实。模糊理论为司法证明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扩展了研究者理性选择的空间,做出了不同于既有法学语境的诠释,试图形成一个能够科学描述和处理司法证明模糊性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以突破摇摆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困惑。     

王旭明：官员说话之道

人都需要会说话，尤其是官员。每年的“两会”，新闻发言人受到举世瞩目，他们的很多精彩发言让人叫绝。然而，在当下，一些官员由于不会说话，已经让官员成为“高危”职业。王旭明曾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工作，他对于中国官员说话方式的思考，由来已久，不吐不快：“官员主要体现在爱说官话、空话、套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说话之道，其实没有更高深的技术。它的核心灵魂是：真诚。做好人，对人与事真诚，说真话，说诚恳的话，说与人为善的话。把话说好，看起来是为官之道，其实也是为人之道。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及完善

官员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实践操作层面,惩治了一批不作为和滥作为的官员,给各级各类官员极大的震撼,对传统的“无过便是功”的为官之道以巨大冲击;在制度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度,使官员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轨道。由于问责制度尚处在草创阶段,权责不清,问责标准不明,问责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力度不够,在问责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马怀德：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没有法治指标的政绩考核标准是残缺不全的，也难以真正发挥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要以树立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南京市长季建业被双规前后

季建业任职扬州8年，努力打造通往世界名城的发展路径，博得了政治名声的同时，也给人留下了口实。主政南京后，他的“扬州模式”在南京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城市发展的背后，传统的地方官员     

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

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思想逻辑,基于法学职业的内生性,可通过一种人们熟悉的理论路径,即语言及思想的确定性基于历史约定而成,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历史约定,与“弹性”的法条主义相互融贯,形成更易为人接受、且对法律职业及整体社会法律事业更有益的新型法条主义。     

国有企业合规生成机理、 ESG合规走向及实现路径

企业合规治理是党的二十大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内容。近些年,随着国家重视与推进,国有企业合规治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然而,过度依赖“强干预”式推进方式,忽视了对国有企业合规真实动力和内生需求充分阐释,引发国有企业合规“存在与发展”的思考。实际上,国有企业合规治理不仅是因应国际新秩序、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以及非国有企业发展冲击下,国有企业为防范风险、追求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治理战略应然调整,更是新时代中应当履行的经济、政治、社会责任以及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国有企业合规治理要顺应合规发展趋势,追求更高位阶的合“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价值目标,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规治理方向,即以社会责任承担为根基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合规方向。虽然,ESG合规目前尚未形成共识,但在新时代中要摒弃专项合规理念,应以企业社会责任(CSR)为衔接,发展权为角度,形成ESG全面性合规理念,从治理思路、调制方式及路径改良等三个方面去探究实现路径,并通过国有企业先行示范的渐进改革模式推进全社会企业ESG合规走向。     

不确定法律语言的救济

法律与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法律离不开语言。有些语言天生存在着不确定性,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增强。法律语言的不确定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模糊和歧义造成的。法律语言的抽象范式与具体案件发生的实然形态具有天然的距离,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法律规则适用的弹性,但是也在消解着法律的确定含义。消除法律语言的不确定,维护法律的确定性,需要从多种途径入手。需要依靠语言探究法律的确定性,通过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维护法律的确定性,规范使用法律语言保障法律的确定性。     

官员禁赌风潮

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一些官员权力在握．有钱有闲却缺失信仰．敛财豪赌．此种官僚生态引起高层高度重视。2004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官员赌博。不日．深圳市委积极回应,发布了对该市官员的严厉“禁赌令”。     

官员讲真话，为何要待退休时？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这乌纱帽一卸，轻松的不仅是身体，连嘴巴也可以跟着“开禁”了。近年来，相继有官员在退休或即将退休之时突然开口说“真话”，目标直指不为民众所知的“黑幕”话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为什么官员们在任期内不敢做声，非要等到退休之后才敢“勇敢一把”不可？这背后是机制的问题还是官员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