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上检察“机关定位”及其意义探析

一般宪法学上所谓的“机关定位”是指通过宪法把统一的国家机构按其性质和职能分设为各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并通过宪法或专门的法律规定各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方式及它们之间的协调或抗衡的相互关系。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法律监督机关”,这种“宪法定位”既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又彰显了我国检察机关及检察制度的特色。其中蕴含了我国宪法、宪政、国家机构、司法制度、检察机关与检察制度等一系列深刻的意义。     

“权能”学理——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

学界一直用“五权宪法”指称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宪法思想体系或者作为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其实 ,“权能”学理才是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 ,本文从孙中山宪法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五权宪法”的内涵及其与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关系、“权能”的基本内涵及其与“五权宪法”的关系三个层面证明了这一论点。     

“检察一体”与中国上下级检察院组织关系构建

“检察一体”是检察制度组织构建的经典原理,其内容是等级性、统一性、检察官相对独立,检察权能的合理运作则是它的核心要义.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阐释“检察一体”的基本理论内核.第二,描述目前中国上下级检察院组织关系构建的具体实践、特点和思路.第三,借助“检察一体”探讨中国上下级检察院组织关系构建中应关注的理论性命题.该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为我国上下级检察院组织关系设计提供了必要指引,即在恪守中国检察权能合理运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有序调整和构建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组织关系.对中国检察权能属性、内容及其合理运作所需要的制度性支撑予以整体辨析和审视,显然是中国上下级检察院组织关系构建应直面应对的重要理论命题.     

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矛盾与宪法价值回归

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呼唤与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遥相呼应。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将推动中国检察制度在探索行政检察监督的法制路径中回归宪法价值。     

让“纸上宪法”变成“行动中的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不把宪法放在核心位置,依法治国无疑等于空谈,这是常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宪法“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给宪法的权成带采了严峻的挑战,使宪法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国旗的宪法意义

国旗具有强烈的宪法意义,它象征着统一国家,以及对中央政权的皈依,宣示着政治理念与理想。     

困惑与思考：对我国现行宪法的审视

宪法本应具有极大的权威，然而，在现实中，我国宪法的权威却不尽人意。本文认为，这与我们对宪法的定性、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内容、对宪法的认识以及缺乏监督宪法实施的有效制度和机制有关。     

试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有自己的特设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缺陷。由于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建议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宪法诉讼制度,并在时机成熟时建立宪法法院。     

我国宪法上“人权条款”的规范效力

宪法上“人权条款”作为原则与规范,一方面可以作为强化基本权利保障的解释基准,发挥着约束公权力的功能,另一方面为普遍人权观念进入宪法规范体系提供衔接点。“人权条款”的规范效力是自身规范属性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着应然效力与社会实效。对“人权条款”而言,需借助规范文本之外的素材论证其效力根基,基础规范理论的运用使这种从实然转向应然的跨越成为可能。“人权条款”实施二十年来,不仅推进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同时塑造了人权文化,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公权力运行的基本准则,凝聚了基于人权保障的宪法共识。就规范效力的保障机制而言,国家人权保障体系的强化和宪法监督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完善“人权条款”规范效力的实现机制。     

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探析

哈贝马斯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主要是为了破解民族的狭隘情结,为人们的共同生活造就一个开放包容的共同体。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开放性。但是,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也存在四对内在矛盾,即功利动机与国家稳定、理性规则与认同的非理性依赖、普遍性与国家归属感、开放性与国家的特定性。哈贝马斯所引用的美国与瑞士的例子,也不足以证明他的宪法爱国主义的可行性。     

一种“特洛伊木马”式的构想──对“检察指挥侦查”主张的辨识

“检察指挥侦查"是以三权分立的国家理念和制度为基础的,这一主张脱离了中国国情 和中 国检察体制的实际,如果采用这一主张,将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双双受到损害, 同时这一主张也有违追求更加完美的制约与平衡的现代法制发展的趋势。我们应从现实需要 出发,通过一系列改革实质性地改善检警关系,加大检察对刑事侦查的控制、指导力度。     

汉语“宪法”意义考正

古汉语"宪法"是"宪"的一个衍生语词,二者词义有很大程度的同一性。古人训"宪"为"法",多直解其义,未能尽疏其意。他们用"宪"称"法",初为特指先王之法或旧典,意为恒常有效、世代遵从之法。后词义扩展,"宪"多泛指各种法律,成为对"法"的一种尊称。在先秦,"宪法"有两种构词:一是"宪"与"法"同义连缀,泛指国法;二是"宪法"作为一个偏正语词,"宪"是"法"的修饰词,"宪法"有"显法"或"常法"之义,但无"根本大法"或"最高法律"之义。秦汉以降,"宪法"皆属同义联合语词,泛指"国法"、"王法"、"法制"、"刑法",有时还指称一种治道与治法,但仍无"根本法"之义,仅蕴涵着人们对法的一种敬意。     

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之回归——“大检察”格局之构想

我国检察权具有全面的法律监督属性,但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来所行使的实质上是一种检察司法法律监督,属于狭义的法律监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全面的检察法律监督,没有准确反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的法律定位,现阶段更有必要在司法权优化配置的视域下重新审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的回归问题。鉴此,应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全面复原、充分发挥、及时回归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树立"大检察"格局,这既有法理依据、宪政基础,也有司法实践的诉求。途径是:扩大检察机关的外部法律监督权能、加大检察监督力度、提高检察人员素质、提高检察人员待遇,以实现司法公正效率,树立检察机关的法律权威。     

论宪法上的劳动权

宪法上的劳动权不同于普通法律中的劳动权,它所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权价值迄今呈多元化,包括尊严、自由、平等与团结,是人之为人及维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权具有复合属性,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劳动权的主体是劳工,其内容是工作与获得报酬,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权利,国家须善尽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劳动权是由众多权利组成的权利体系,其实现主要依靠立法者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订定实施细则。在公权力侵犯劳动权之时,法院可开发不同解释方法,有条件地实现劳动权的司法救济。     

杨兆龙先生“活宪法”思想探析

20世纪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认为,宪政不同于纸面上的宪法,它是"活宪法",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宪政是"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要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要培养"知法"的高素质人才,二要树立尊重并奉行宪法的"重法"风气,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在于信仰宪法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重宪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这些宪政思想在今天对我国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及宪政的实现仍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中“节”的设置研究

在宪法理论和宪法文本中,节是文字符号,是结构单位,在宪法形式结构、宪法体例形式中处于基础地位。我国现行宪法在产生过程中曾尝试在节的设置方面作全面突破,但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最终基本上沿袭了1954年宪法的体例,只在个别地方有所发展。时过境迁,现行宪法所处的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变,进一步完善现行宪法中节的设置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学理上讲,拆分第三章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三章第七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分节规定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日后修宪时宜作考虑。     

“四大检察”改革背景下的检察权能配置探析

"四大检察"改革实质是检察业务模块化和一体化的检察权重组。检察权的权力溯源和重配的理论设证,需要重点释明公益诉讼权能单列之公诉关系理论突破和法益维护机制革新的价值理据,并契合新监察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检察"引擎"权能之定位和"护诉为民"角色之回归。从而在法律监督权力分设的机遇和挑战之下,描绘"四大检察"横向配权的架构铺设、聚合效应、实质突破等制度图景。     

民事审判与民事检察监督之矛盾探析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必然排斥公权力的介入,但法院的审判活动又具有明显的公法特质,必须受到相应的监督.本文以哲学的观点,结合我国司法权的特征及我国政体,全面阐述审判独立、审判权威、审判效率与检察监督之矛盾,试图揭示出二者间的科学关系。     

民事检察监督应当把握好六个“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修改后民诉法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得到了全面强化。为了使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使之产生理想效果,笔者认为,检察监督工作应当在《决定》精神的指引下,把握好六个"度"。第一,把握好民事检察监督的"高度"。其一,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我国法治体系的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