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理论辨析与实践关照——基于教育部核准的47所高校章程文本为例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不仅关涉章程制定的形式合法性,也事关章程内容的实质合法性和合理性。当前关于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的研究存在实质性分歧,不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影响章程建设的实践。章程制定主体的确立,既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也要关照当下我国高等学校章程建设的具体情境,强调可实现性。举办者是法定的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举办者可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具体实施章程制定权。结合教育部核准公布的国内47所高校章程文本,可见我国高等学校章程建设工作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困境依旧存在。破解之道是:一方面完善作为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基本法律依据的国家教育法律、部门规章等有关章程制定主体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及实现方式,改革参与高等学校治理的工具手段,综合运用诸如教育立法、行政指导、财政手段等。此外,高等学校也需要提升自律意识,优化内部治理环境,以提升基于章程治理的有效性。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制定、批准与未来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国际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于国际刑法的法典化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规约自通过以来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批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法治的积极追求.同时,中、美、俄等大国的缺席影响了规约的实际效力,这些国家能否加入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未来,也决定了国际刑事审判的发展方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依据、丰富内涵与中国实践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为人类社会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提出的重要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担当和崇高理想。从其理论依据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解放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除了对其核心关键词的阐析之外,还应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时代解决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回应时代之问的理论创新,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和升华。在实践层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推动国际社会中公平正义的实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展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大学校区党政共同负责制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大学的合并与扩张性发展便产生了校区。本文就大学校区的领导体制—党政共同负责制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性探析——兼评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对于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罪,既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又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根据犯罪共同说对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进行统一定罪,才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触犯数罪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想象竞合犯,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的原则,选择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统一定罪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弱势群体考量——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本文以弱势群体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弱势群体作了界定。然后以社会契约论的独特视角,分析了弱势群体保护的价值和伦理基础,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弱势群体考量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即根据罗尔斯的两个先后适用的正义原则,制定有利于激发弱势群体潜能的公共政策和制定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公共政策。     

大学章程制定的思考与实践

我国部分高校近年来陆续颁布了大学章程,大学章程制定不仅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要求;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有发展理念的问题,大学章程必须充分体现大学办学的核心理念;大学章程必须勾画历史、现状和未来;大学章程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大学章程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特征。     

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分析——以近十年民主党派浙江省委会提交的提案为分析对象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过程，很大程度就是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本文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民主党派的团体提案为分析样本，收集了浙江省级各民主党派近十年的团体提案，以公共政策科学作为分析研究工具，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多层次分析，对民主党派在公共政策参与中关注的领域、基本的价值偏向和利益倾向及其参与的重心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探讨了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发挥效用的途径，以及民主党派提案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及其原因。这些分析，为更真切地了解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乃至参与国家政权提供了一个真实可信赖的窗口，也为民主党派更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共同缔造理念下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湖北省的调研

当前,共同缔造活动已在部分乡村地区有了较为丰富的实践成果。在乡村地区的共同缔造活动中,统一战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共同缔造理念之所以有别于传统治理理念,是因为其突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统一、治理共同体的打造以及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湖北省的基层治理实践中,统一战线充当了共同缔造活动中的参谋员、组织员、建设员和守卫员的角色,并通过平台建设、制度建设和实践开展等方式深度参与乡村共同缔造活动。湖北省的探索为研究共同缔造理念下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治理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坚持“五共”工作法和始终重视、培育、团结基层统一战线队伍。     

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在与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中理解宏观经济学,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严格训练和培养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开展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推行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走出公民参与对政策制定的悖论危机——基于集体困境理论的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对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核心价值诉求的有效回应,是对公民民主权利的有效契合。但在实然中,公民参与自然带有"集体行动"的弊端,即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带来的集体困境导致的政策悖论。通过确定公民参与的适用度,对公民多元利益的承认与协调,培育公民精神,提高参与意识等来寻找从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的路径选择。     

域外隐匿身份侦查的法理与实践析评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在浅层隐匿身份侦查当中,世界各国一般都秉持侦查机关的自我授权与管理原则。对于深层隐匿身份侦查,则都愈加体现出法治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兴起背景上,大陆法系国家隐匿身份侦查兴起伊始,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英美法系国家则是起源于打击极端犯罪。在发展模式上,大陆法系隐匿身份侦查的发展经历了产生、创新、式微与高扬的路径,而英美法系国家的隐匿身份侦查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是持续的发展。在目标和功能定位上,在英美法系,隐匿身份侦查(尤其是卧底侦查)常常是首选方法;而欧洲国家在深层隐匿身份侦查上往往要求其作为最后手段。在法律规范上,两大法系对隐匿身份侦查的规范思路相当,都经历着内部管理到外部规范的发展过程。     

瑶族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固有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为考察对象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文章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瑶族村规民约的分析,指出固有的瑶族习惯法对村规民约制定目的、具体程序、修订完善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影响,瑶族固有习惯法通过村规民约形式在当代瑶族地区发挥作用。     

新建本科院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践与成效——以云南警官学院为视角

教育部开展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是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前一轮评估的基础上,推行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体系,符合新建本科院校的实际。云南警官学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的圆满结束,标志着云南警官学院建设合格现代警察大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理论自洽分析——基于程序标的视角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被誉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制度。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在探讨该制度时总不加区分的使用程序标的和诉讼标的这组概念,导致研究陷入困境,批判该制度的创设缺乏法理依据。本文在正确辨析程序标的和诉讼标的这组概念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对域外程序标的理论——原处分主义的引入,来分析我国所创设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不仅是出于对现实需求的回应,而且还具有根据程序标的决定被告规则这一传统诉讼法理依据。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实效性提升研究——基于对复议维持共同被告制度的若干思考

新《行政诉讼法》修改了经复议案件的被告资格条款,这一修改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呈现出对提高行政诉讼法实效性的强烈追求。针对复议维持率高的现实状况,增加了复议维持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具体制度。然而,将复议维持率高的症结过度归因于原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引导错误,不仅有失妥当,而且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倒逼思维可能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长期来看,行政复议实效性提升的根本之道应当在于完善组织法和程序法,并配套修改复议决定类型和健全复议责任制度。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实效性提升研究——基于对复议维持共同被告制度的若干思考

新《行政诉讼法》修改了经复议案件的被告资格条款,这一修改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呈现出对提高行政诉讼法实效性的强烈追求。针对复议维持率高的现实状况,增加了复议维持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具体制度。然而,将复议维持率高的症结过度归因于原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引导错误,不仅有失妥当,而且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倒逼思维可能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长期来看,行政复议实效性提升的根本之道应当在于完善组织法和程序法,并配套修改复议决定类型和健全复议责任制度。     

“自动化”共同生产何以可能——基于“智慧西河桥”的考察

数字时代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信息技术使“数据”代替了公众的直接参与,触发了“自动化”共同生产模式的出现。本文通过对个案社区搭建数字平台,分析和处理居民自主共享的数据,有效破解服务响应迟缓、供给不足等难题的深度考察,讨论共同生产过程中服务生产者如何通过激发公众自主性获取数据,并如何运用公众数据提升服务生产质量这一核心议题。案例经验表明：服务生产者在共同规划、设计、交付与评估四个环节,通过引导、动员和激励公众参与,充分释放公众生产力和创造力,推动公众偏好、需求、资源以及满意度数据的“自动化”获取、筛选、分类处理和流动交互,促进服务事项明晰、流程创新、供需衔接及主体协同,提升服务的需求响应和生产能力,从而实现服务的“自动化”共同生产。挖掘“自动化”共同生产的实现机制,可为信息技术赋能背景下破解公众参与不足、完善服务决策和方案设计、促进服务生产质量并提升服务品质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     

“大走访”开门评警实践与长效机制建构

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是公安机关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实践。从宏观上讲,大走访开门评警的内容包括解决群众困难和接受群众评议两方面。大走访开门评警的活动方式包括主题月式、日常工作式、串访与接访相结合式、会议式以及网络互动式。其运行机制包括部门联动机制和走访、评议、考核及整改一体化的机制。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对警民关系改善、警务工作改进和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其不足在于缺乏常态机制。大走访开门评警长效机制包括组织机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考评和奖惩机制、保障机制、典型示范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论共同责任中补充责任的确认与适用——兼与非真正连带责任的比较

以法院真实案例材料为基础,从整理补充责任在适用时存在的问题出发,首先探讨了补充责任的理论基础,在对广义责任竞合理论加以发展的基础上,将补充责任的请求权关系定位于有顺序的请求权竞合,并与非真正连带责任相区分;其次对补充责任进行了类型化研究,将补充责任分为因主体的关联性承担的补充责任、因法定义务承担的补充责任、因合同关系承担的补充责任、因特殊物件承担的补充责任四类,并对各类的适用条件和责任范围作出说明;最后从效力和程序角度对补充责任的适用规则作出归纳,对实践操作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