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党政干部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管控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形势发展,要把网上舆论的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1]云南是地域范畴上的边疆,接壤缅甸、老挝和越南三个国家,却也是网络场域中的核心地带,云南党政干部较其他地区人员面临更多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渗透,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目标人群”和“高危人群”。让云南党政干部补齐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管控的短板,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高风险技术环境生存条件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科学认识和防范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

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关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在深入阐明意识形态风险的实质和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应对需要从三个维度着力，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制度自信来保障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在对多样化思潮的引领中谋求意识形态的国内外话语权。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科学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治理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碎片化传播方式弱化意识形态凝聚力、信息算法推荐技术削弱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风险、西方媒介霸权威胁意识形态权威性等方面,为此需要从构建治理格局、完善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增强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强治理,不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激荡的前沿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必争之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是要隔绝网络空间,而是要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切入,因为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既关乎网络意识形态的走势,也影响着网络主体的价值选择。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无边界性等特质,使得网络空间各种社会思潮肆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既面临着各种势力的渗透,也面临着资本扩张和数字空间的挤压风险。维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议题设置红线、衔接“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身份,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又要把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拉回日常生活、贯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从多维度构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研究

微时代给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信息的碎片化解构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文化的世俗化消解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谣言的裂变化降低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价值的多元化弱化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当前要采取积极措施,科学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一是树立网络微观执政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党新形象;二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挖掘微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传播;三是关注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开展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四是推动执政党意识形态进入各类微媒体,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微理论阵地建设;五是培育不同平台型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算法推荐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算法推荐媒介和技术的双重属性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新机理,造成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愈发复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资本宰制风险增加以及"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效应叠加等新问题,使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效度、权威、共识凝聚和整合功能遭遇巨大冲击。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独特的群体特征以及高频的媒介接触使其更容易受到算法推荐的影响,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为此,我们要在批判性审视算法推荐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通,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维护合理的网络信息秩序以及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保障。     

网络文化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探析

<正>在网络文化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在网络文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现将风险隐患和防范举措进行梳理总结,以供交流探讨。一、网络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隐患(一)网络文化市场方面。一是网站更新不及时。部分网站长期不更新内容,也不到相关部门进行业务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抵御重大风险的思想论析

在新时代,习近平向全党郑重提出"抵御重大风险"这一重要论断和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既有历史传承,也有现实依据,更有未来指向。从其表征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内外风险主要有: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军事风险等,并呈现出综合性、动态性、严峻性和艰巨性的特征。要抵御重大风险,前提是增强对重大风险的防控意识,关键是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防控能力,根本保证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着力推进风险防控的科学化、精细化,把党建设好、建设强,使党员干部成为防控风险的"实干家"。     

运用唯物史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为此,要着力维护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着力巩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源头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主体上铸造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铜墙铁壁;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从战略上建设一支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生力军;提高开放质量,从国际关系上筑牢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击的"防盗门"。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意蕴在于整合社会观念、化解社会冲突。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围堵和市场逐利逻辑的驱动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风险源于日常生活状态非理性的冲动、网络信息覆盖的操纵性、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问题、中西方意识形态的较量等多重因素的纵横交错。理性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品质、批判性重构网络信息和网络流行语、关注并积极回应中国议题、坚持与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     

论网络场域下的信息崇拜及网络风险形态

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开放的网络场域中仍有着强大的符号资本——信息崇拜。"信息崇拜"概括了一种人与信息之间的交互关系,信息具有的"消除不确定性"功用是人类求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在信息技术扩张下造成的网络风险包括信息焦虑症、媒介依赖症和网络数字鸿沟。而风险文化却提供了另外一种透视风险的视角和评价标准。风险文化从人的主观感知出发,是对现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结构的反对和否定,同时对以贝克为主的制度性风险社会起到反思的意义。     

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现实情势与应对策略

冷战结束以来，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正在重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处关系。当前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网络渗透的主要方式有：利用网络信息传播“脱域”特质抢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构造网络信息思想“陷阱”模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雕琢“文化景观”恶意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根基。当前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出多重态势：在战略部署上，以资本霸权为主导推行“和平演变”“网络自由”和“文化白蚁”战略，进行全局性入侵和战略性渗透；在渗透内容上，以话语强权为利器实施妖魔化编排；在渗透形式上，以技术优势为支撑进行隐形宣传；在渗透对象选择上，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中心，通过培植意见领袖与豢养普通群众进行多元化围猎。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的不同方式和多重态势，我们应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三方面探求反渗透纾解之道。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责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设置了风险防控这一犯罪预防性责任。犯罪风险防控责任来源于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治理领域所承担的主体责任，并以风险防控作为责任的价值目标。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条文规定，犯罪风险防控责任由信息核检义务、特定行为禁止义务、合理注意义务以及侦查协助义务四项基本义务构成。犯罪风险防控责任需通过确立政府监督者地位、提高义务履行标准、限定责任承载范围以及完善既有评价机制的方式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领域予以落实。     

网络交易下的犯罪风险防控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应用的广泛普及,电子商务近年在我国呈井喷态势增长,随之而来利用网络交易实施的犯罪行为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当前网络交易犯罪的主要类型有:网络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络销赃、网络洗钱、网络传销、网络销售危险物品等,可从制度保障、执法保障、体系保障三方面加强网络交易下的犯罪风险防控。     

网络社区社交的新特征、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行为的扩展,网络社区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空间,而在网络社区进行的社交已成为现代公民的新型交往方式,新型的交往方式呈现出新的社交特征,年轻群体无疑是网络社区社交的主体与中坚。从积极的方面说,网络社区社交具有交往的平等性、表达的自由性、展示的独特性、信息的共享性、工具的智能性等新特征。从社会风险方面说,这种社交也存在信息选择失向、现实交流失语、社交语言失范和理想道德失落等风险。由此社交产生的社会风险必须加以防范,需在加强网络法规建设,依法管理网络社区;完善网络道德体系,增强网民文明自律;构建网络监管体系,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几方面做好工作。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现代化论析——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

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阵地,同时亦是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权安全的"最大变量"。着力建构深蕴现代特质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是防范与化解当前网络舆论风险、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把握内蕴其中的精髓要义,从治理主体协同、治理话语建构、治理技术驱动、治理方法创新与治理制度保障等五个向度精准发力、同向推动,以此来不断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现代化。     

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主导权巩固的态势探究

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的特定价值环境的产物,然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形成主体、交流场域、传播路径、和依托载体都呈现出了网络时代的新特点。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存的共生—斗争性、交流的高端—开放性和扩张的渗透—隐蔽性等特征,随即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主导权能巩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环境与特性的转变中实现意识形态主导权"内通外联"式巩固就成为研究的要义和重点。这是一种建立在"脱域机制"上的、应合网络信息化社会"时空虚化"特质的通联,是突显主导权理性权威的关键。     

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转型

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网络信息传播的新特征颠覆了传统信息环境下枯燥抽象、单向传播、单一封闭的传播格局,这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转型成为必然诉求。新形势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新型实现方式可以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立足生活、凸显审美价值,从抽象式转变为形象式;平等参与、开展民主讨论,从独白式转变为对话式;贴近对象、构建综合化平台,从单一式转变为立体式。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牢牢把握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网络文化革命挑战及其回应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网络时代,它正在遭受一种＂分子入侵＂式的破坏。网络信息的泛滥导致信息控制的失灵;网络技术的异化使得技术控制逐渐形成;规模性、批判性的网络舆论的蔓延,使传统时期的操纵舆论正在为现时期的舆论操纵所取代。由此,多重网络力量依靠自身的特质,以无知无觉的方式渗透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腐蚀着其文化分子,进行着文化入侵的过程。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应由政府牵头,运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健全四大领导机制,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及反渗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