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舆全览图》测绘师与西洋守直人——清代宫廷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在华事迹述论

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于1706年入京,作为宫廷传教士直到去世.1709年,费隐以主力成员身份,参与康熙朝《皇舆全览图》测绘,合作完成多幅分省地图.1719年,费隐将最新中国地图寄往欧洲,时间或早于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得到皇帝认可的费隐在宫廷充任临时译员和临时顾问.承担宫廷事务的同时,费隐以西洋守直人的身份接待1732年到访北京东堂的朝鲜使臣,馈赠天主教书籍和特色物品,其身形容貌令朝鲜使臣印象深刻.考察中国地图西传史以及天主教东亚传播史,不应忽略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的存在.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

本文在史料的基础上,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美国的扩张方式与英国不同。为了增进和维护其在华利益,美国尽力与英国等列强合作,避免冲突;千方百计地推进自由贸易原则,扩大市场;运用软实力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影响。这种策略使美国实现了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在华韩国移民创业动机和障碍——以北京五道口地区为例

推力和拉力因素共同促使北京五道口地区韩国移民决定创业。获得就业机会、赚取合理利润、自己当老板是最重要的创业动机。资金不足、竞争激烈、运营成本较高是移民创业者所遇到的最主要障碍。韩国移民创业者、中国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当地社区需要加强互动,以帮助韩国移民创业。     

新加坡政府鼓励和保护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以淡马锡在华投资为例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布点投资;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如何更好地鼓励和保护海外投资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新加坡政府在鼓励和保护企业"走出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而淡马锡公司则是新加坡海外投资成功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淡马锡经验,廓清经济外交的思路,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并根据投资国特点,发展针对部分次国家政府的外交交往,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国内外条件。     

国际资本规则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为例

按照单一会计标准形成的可比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然而,会计绝不仅仅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客观反映的"信息系统",它更是企业组织中确定绩效衡量标准的权力子系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同一资本市场上面对某一特定绩效标准展开竞争时,必然导致国家间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会计问题转化为国际政治问题。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规则,会计标准并非"中性",其背后隐藏着激烈的国家间冲突。欧共体所追求的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推动了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欧共体成员国间以及欧美之间针对国际会计标准主导权所展开的激烈角逐使得欧洲会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更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     

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

国际制度竞争是当前各国间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国际制度内部对于制度主导权的竞争,二是不同国际制度之间在主导国际事务方面的竞争。美国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其对于世界事务的主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支配现有的国际制度来实现的,即它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性霸权"。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这种制度性霸权受到了挑战。中国等国家一方面要求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中增加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作为一种多边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两国间的制度竞争,同时也是中国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的努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对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构成了挑战。因此,妥善应对和处理与美国的制度竞争,是推进"一带一路"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缺陷——以东南亚为例

近年来,在中国同东南亚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不少人士颇为热衷于"中国软实力威胁论"。本文从近十几年美国和中国的东南亚政策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反应等方面入手,对这一新版威胁论的分析框架提出质疑:美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相对下降主要是由美国自身政策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外交上的战略选择引起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缺陷在于夸大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回避美国自身政策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忽视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     

上海的“后团长时代”

6月4日,上海重启的第一个周末,瞿立峰又当了两次团长,为小区邻居团购鸡蛋和冷藏鲜奶,他告诉《新民周刊》,做完这两单,他大概率准备光荣“退役”了。“原因很多。一个是复工复产后,商超都已经开业了,居民买东西已经很方便;开始上班以后,大家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也就没人天天盯着团购群接龙了。”     

法国传媒话语述评:以涉华报道为例

作为一种信息的传达机制,话语承担了两种类型的沟通功能:一种是描述外在的事物和种种景象,法国理论家热奈特称之为"显示";另一种是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态度,热奈特称之为"讲述"。尽管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和对立,但是,具体的话语活动通常有所侧重。本文试图从微观的话语分析向度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向度出发,对法国媒体的具体涉华报道进行述评、分析、探究。进一步了解到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意识形态通过新闻话语表现出来,新闻话语也同样帮助建构了现存的意识形态。     

“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

2016年9月2日,连续执政27年的乌兹别克斯坦铁腕总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辞世,引发国际社会对"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国家走向及对外政策的格外关注。既要"继承"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执政的合法性,又要调整卡里莫夫的"自守、自主"外交,以重塑乌"开放"形象,来为国家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出路。在"变"与"不变"的张力及挑战下,乌新政府继承了卡里莫夫外交"避免与区域外大国过分亲近及不参与政治军事联盟"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奉行积极的中亚地区政策,使乌外交呈现出从恪守原有方针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促使了中亚国家关系"回暖"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重启。这对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上合组织深化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欧盟实践“均衡与稳定”基本价值观——以地区发展政策为例

欧盟本身可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成员国为了获取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一体化是其采用的主要形式。欧盟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以均衡与稳定理念为指导,发展了地区政策,在承认欧盟内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凝聚成员国的力量走向既定目标。《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为欧盟大家庭下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建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为继续推动均衡与稳定基本价值观指导下的地区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     

抗战胜利后韩侨的集中与遣返——以山东青岛为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外侨的集中与遣返工作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外交事务。青岛是中国境内韩侨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按照中央政府的指令，青岛市政府首先成立韩侨管理机构，以便保障所集中韩侨之日常生活，并使韩侨遣返工作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这项工作反映了青岛地方政府为中韩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所作出的努力，为后来对韩侨的处理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塑造——以“欧亚倡议”为例

冷战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韩国政府对"中等强国"身份和地位的诉求意愿显著增强。经韩国历届政府的努力,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及地位明确。同时,韩国"中等强国"开始由区域角色向跨区域角色、全球角色扩展。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尝试塑造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将韩国"中等强国"的政治诉求推向新高度。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以“APP事件”为例

东南亚地区环境的恶化使该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环境治理的政府主导模式正向国家、公司、NGO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型。APP事件是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案例,在这一事件中,国家和公司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NGO成为引领环境治理的先锋力量。NGO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在推动国家与公司参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了治理结构的变革。APP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三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模式,使国家、公司、NGO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形成区域环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变革时代的城市现代化转型——以“巴黎大改造”为例

19世纪的巴黎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城市危机,旧有的城市形态已经难以满足新的时代需求。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得到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授权,在巴黎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奥斯曼从道路网络、卫生设施、绿化休闲、文物保护四个方面入手,对巴黎进行了系统性地重建。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这一工程相当成功地塑造了巴黎全新的城市形态,但其对城市内部社会的撕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东亚产业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的经济发展为例

自二战结束以来,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基本都深嵌于东亚产业链的变迁过程之中.截至目前,日本与“四小龙”已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四小虎”则陷入陷阱之中,东亚其他国家前景未定.根据前两组经济体的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实现升级.对于单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东亚产业链变迁分为“产业迁入”和“产业迁出”两种情形,其中“产业迁出”为东亚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此过程中,一国还需与时俱进,对其产业政策进行调节,才能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陷阱的目标.据此可以解释泰国在21世纪以来的东亚产业链变迁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结合当前东亚产业链变迁和泰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最新方向,这一规律也预示着未来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将面临较大障碍.     

冷战后中美日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角力——以对东盟援助为例

冷战结束后,各国原以美苏争霸为政治前提的一切战略关系和对外政策都需要重新调整,包括对外援助政策。冷战结束距今已经二十多年,许多政策在不断的试验和修正中逐步定型,政策调整的效果也逐渐显现。因此,本文基于"软实力"理论,以冷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为例,对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角力进行对比分析,并从中得出对中国未来政策的启示。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策发展展望

2015年,建国之父李光耀病逝,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随着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的再次组阁成功,人们开始思考面对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以及日益关注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未来政策的走向将会如何?本文以新加坡政治历程中首次出现三位统筹部长的管辖范围以及被统筹部门的最新施政目录为观察视角,尝试解读其安全、经济和民生政策的走向。从国家安全政策来看,李显龙仍会延续之前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同时,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和国内安保措施。李显龙政府更多的变化将会出现在经济政策上。本届政府将会大力进行改革以推动经济转型,加速向创值型和投资型经济发展。在民生问题上,新一届政府也将会花更多的精力发展"智慧国家"计划,加快医疗、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新冠冲击”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2013年以后出现了低水平的长期景气,但201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行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日本经济沉重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以及会展等行业遭受直接打击;因全球经济萎缩和产业链阻断导致日本外需减少、国内生产停滞。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日本国内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目前依然处于极为严峻的局面。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疫情蔓延势头依然很强,根本看不到尽头,世界经济预期不断下挫,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前景不容乐观。2020年日本经济将萎缩5%左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恐怕要到2022年以后。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无望,日本经济慢性衰退的命运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