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博弈视角下美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美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经历了借鉴国际通行解决方案、强调投资者权益、在投资者和国家之间寻求平衡这三个阶段。美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是经过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主要行为体博弈而形成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谈判国的制约,更受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美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赋予投资者大量权益,是美国国内法在海外投资领域的体现,是美国投资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并在无形中给予美国政府和企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动权。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投资者和国家间寻找某种平衡。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初探

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和东盟正在就此进行紧张的谈判磋商,但学界对之的研究还不多.本文探讨了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方面论证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该定位于独立性、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协调上,认为要在赋予成员国争端解决选择权的同时做出适当的限制,另外在适当范围内还可赋予该机制更大的权限.     

德国新政府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立场

2009年9月27日联邦议院大选后由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组成的黑黄联盟依据有约必守原则,至少在联合执政协议中保持了德国政府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政策连贯性,即结果开放地继续与土耳其之间的入盟谈判。但事实上,执政联盟各党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本文依据各党的纲领性文件,分析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及其深层次原因。     

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责任分配

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获得了规制外国直接投资事项的专属权能。由此,欧盟加速开展对外投资谈判活动。在国际争端解决层面,为尊重和保障欧盟法的自治性,国际裁决不能影响欧盟法关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责任分配,更不应对欧盟法作出解释。在实践中,欧盟法确定了欧盟与成员国"谁具有权限,谁承担外部责任"、"谁提供法律待遇,谁承担内部责任"的责任分配机制。在中欧投资条约的谈判中,中国应坚持由欧盟和成员国共同达成并签署协定,建立起联合被诉方机制,并以金钱性赔偿为主设置救济措施,进而实现欧盟内部责任与对外责任的统一。     

德国应对英国退欧公投及其影响的立场

正随着2016年6月23日51.9%的英国选民在公投中支持脱欧,英国有很大可能会退出欧盟,而这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英国脱欧无疑将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其中包括欧盟内力量格局的变化,总体上德国在缩小的欧盟内的领导地位会更加凸     

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及其民族主义立场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之所以能够奇迹般地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迅速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犤1犦。“文明史观”犤2犦作为其启蒙思想的主要方面,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其“文明史观”具有民族主义因素的主要基础。(一)福泽谕吉出身于德川幕府末期中津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深受封建领主的压迫,深刻体会到了封建制度的反动腐朽,同时又目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下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的严重损害…     

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领土争端的影响

为了应对中国实力增长、亚太地区重要性增加等挑战,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以增加和改进其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和存在。而涉及中国的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对地区稳定与安全有重要影响,既是"再平衡"战略提出的背景,也是该战略需要加以应对的挑战,且其中一些争端国与美国存在同盟关系。因此,"再平衡"战略必将对这些领土争端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影响和介入的增加,将使中国面临更多的外交压力和牵制,减少中国在博弈中的优势,且可能会鼓励其他争端国采取冒险性的机会主义做法,并使争端复杂化、甚至激化。而且,美国日益增多的军事存在,也增加了中美发生直接摩擦或冲突的风险。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关注和介入也可能会有助于增加对争端和相关国家行为的管控。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     

论德国宪法“第三人效力”的正当性

宪法权利原则上不具有"第三人效力",既可避免不同性质的宪法权利在当事人间摩擦,又可保持宪法权利的公法性质和"领域界定"功能.但社会的发展为宪法具有"第三人效力"提出了内在要求.在宪法权利的传统定位和现实社会的内在需求冲击下,德国司法审查中出现的"第三人效力"有其必然的正当性.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缘起及其运作——兼论中国的立场与作为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是东盟为进一步深化同对话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讨论与合作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这一会议机制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第二,要求大国的政治承诺和对规范的认同;第三,追求务实的安全合作。东盟通过运用议题设置、制度建设、决策程序等诸多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方式协调大国行为。由于东盟缺乏必要的物质实力,大国对于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漠视使这一会议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东盟在建构规范约束其他大国行为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被建构的规范所约束。这为中国通过影响规范创设进而影响东盟决策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影响这一会议机制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在新时代调适中美关系的抓手,推进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务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论白礁岛主权争端及其对新马关系和东盟发展的影响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和国际海洋法对马来西亚的刺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白礁岛的主权归属展开了长达29年的争夺.新马两国对白礁岛主权归属的争端对新马双边关系和东盟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双方对白礁岛主权的争端过程和争端通过海牙国际法院得以解决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     

德国就业“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及其隐患

国内外学者多以短时工作制和施罗德政府推行的哈茨改革解释为德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现就业＂奇迹＂的原因。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短时工作制仅是德国应对危机的惯用手段,哈茨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德国良好的就业表现,而工资节制是短时工作制得以发挥作用和提高德国劳动力市场均衡就业水平的基础,即就业＂奇迹＂出现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工资节制阻碍了德国生产率的提高,长期失业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德国的经济发展存在隐患。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全球反恐运动中的德国——“9·11”后德国反恐的表现、特点及其国际影响

文章考察了“9·1 1”事件后德国在全球反恐运动中的立场、角色和主要表现 ,分析了德国反恐怖主义政策的特点、缘由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国际影响。文章认为 ,德国的特殊历史和它在国际体系中尤其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其在后“ 9·1 1”时代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中分外引人注目 ,它的各项反恐怖主义措施和行动必将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反恐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强调 ,德国在反恐运动中折射出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为我们认识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变迁提供了参照 ,值得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德国的中国能力与中国的德国能力”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正2017年12月2日至3日,"德国的中国能力与中国的德国能力"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中德大楼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和中德学院联合主办,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系和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协办。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博士与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教授分别致辞。江波在致辞中回顾了同济大学对德交流的悠久传统与现况,并指出在十九大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     

“锐实力”论与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

"锐实力"论是美国民主基金会针对中俄等所谓"威权国家"推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智库界的共识,并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持续发酵。"锐实力"论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文化在海外影响力日趋上升这一问题。它既是新时代美国制造的一种"中国威胁"论,更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欧洲主义”及其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安全研究有两大主要分支——“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欧洲主义”重视安全威胁的国内因素和社会学视角,其对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视又被称作“国际政治社会学”,也由于其对“美国主义”的“背叛”而被统称为“批判安全研究”。“欧洲主义”主要有三大理论分支:威尔士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欧洲主义”的三大学派继承了欧洲的批判研究传统,汲取了欧洲社会学思想,在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对美国主义的超越。它们基于传统安全研究的局限对主流的安全含义进行了深化、拓宽和延伸,然而三大学派关于安全的基本观点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正是这种“对立”式的学术争鸣才使“欧洲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美国主义”分庭抗礼。“欧洲主义”对中国的安全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安全化理论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青睐。“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发展与成功给我国的本土化安全研究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学术研究要有敢于批判和辩论的学术环境,这样才能推动安全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

德国延续了二十余年的两个半政党制被流动五党制取代。在2009年秋季大选中,左翼党取得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再次确立了其在联邦议院中的地位,其他小党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全民党、尤其是社民党的失利让人触目惊心。本文根据尼德梅耶确定两党主导的温和多党制的标准,认为2009年大选使得德国完成了从两党主导型到多元化型的类型转变,而两党主导特征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作者分析了2009年完成这一类型变化的原因和该变化对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德国政党体制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