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模式探析——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

通过将核武器作为慑止他国攻击其海外军事力量和盟国的工具,美国维系了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同盟体系,捍卫了霸权地位。文章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具有地区差异性,基于安全承诺的制度化水平和用于威慑的核力量构成的不同,可以概括为欧洲模式、亚太模式和中东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延伸威慑战略的可信性依次降低。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实施的地缘环境受其自身核力量的削弱、地区层面威慑对象的多元化以及武器技术的扩散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恶化,进而造成盟国对其延伸威慑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文章预测,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三种模式今后将分别在相应地区面临以下挑战:欧洲地区的危机稳定性下降,亚太地区的核扩散风险上升,以及中东地区的美阿同盟可能发生"漂流"。造成美国陷入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美国依旧奉行冷战思维,追求霸权主导地位和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使得其延伸威慑战略不仅出现了目标与手段的失衡,而且存在逻辑与表述上的矛盾。     

俄美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态势与战略影响

由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所导致的国际战略稳定失序与失衡加剧,是高超声速武器发展的重要战略背景。目前,俄罗斯已经率先实现助推滑翔弹和空射弹道弹两型高超声速武器的实战部署。美国则在助推滑翔弹和吸气巡航弹两型技术路线并进的同时侧重加快助推滑翔弹的研制、试验进度,以求改变列装落后的劣势。高超声速武器不同的技术特点和性能优势,能够满足俄美遂行不同军事任务的需求。俄罗斯谋求战略威慑优势,美国侧重常规快速打击能力。高超声速武器的出现,既是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全球战略稳定态势震荡下大国抵消与反抵消军备竞赛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冷战后以国际军控条约体系为基础的战略稳定秩序重构的催化剂。高超声速武器所具备的常规战略威慑效果将对战略威慑模式、全球安全态势和国际力量格局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首先,高超声速武器丰富了常规战略威慑的手段和模式。其次,高超声速武器将在威胁认知稳定、战略威慑稳定、危机管控稳定和军备控制稳定等方面,对全球安全态势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冲击。最后,高超声速武器可能成为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关键因素。     

国际政治中武力的潜在运用:威逼与威慑

武力的潜在运用是历史上早就客观存在的国际政治现象,根据所达成的目标可以将它分为威慑和威逼两种形式。然而,威慑作为一种战略术语和对外政策却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将威逼与威慑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本文简要阐述了关于威逼、威慑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轨迹,剖析威逼和威慑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继续研究威慑的同时,有必要对威逼进行一些专题研究。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试析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概念

本文分析了影响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概念:"吓阻""两面下注"和"威慑"。"吓阻"旨在阻止中国与美国开展军事竞争,"两面下注"是要应对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威慑"则是要防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武。作者认为,在这些概念指导下的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增加了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加剧了台海地区的不稳定,并对本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它有悖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中引起张力,其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重返亚太与中国安全环境——基于“威慑理论”的视角

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高调重返亚太，实现美国所谓的战略再平衡。美国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且在军事上对中国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威慑姿态，确保中国不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本文从威慑理论的内容入手，从实力、意志和信息沟通三个方面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威慑的有效性。并从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

本文着重探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战略界对东亚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关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走向的辩论,并对老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布什政府试图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态势由"遏制+威慑"转向"均势+威慑",并把应付日本力量的增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课题.但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安全结构,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反映了五角大楼对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态度,一旦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华盛顿重新界定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安全结构.     

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自重返亚太战略出台以来,美国一直努力推动其亚太联盟的转型,其战略是给予盟友更大的战略自主性,推动后者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在此基础上,美国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给予其战略再保证,以威慑对手。然而,在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要求,文章将这一困境称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这一难题会导致盟友自主性上升,使得美国陷入承诺陷阱,其主要表现是美国承诺边界将会拓展、承诺与战略成本出现螺旋上升和外交政策存在虚张声势三个方面。为了解决承诺难题,美国在现实政策中采取了美日同盟的再平衡、亚太联盟网络化和制度化三种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存在一些隐患。     

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势

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加大对中国政治干预和外交施压的同时,还日益强化其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尤其是越来越多地直接派军舰和军机进入南海海域和空域,以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来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受多重地缘战略目标的驱动。首先,受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利益的驱动,以“航行自由”的旗号检验其海上霸权在南海地区的有效性,借以维护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这是因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海上实力维系起来的。其次,由于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核心,因此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也受其欧亚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目的在于继续保持和巩固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态势,借助“亚太再平衡”战略补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短板,继续维护美国主导下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最后,在美国继续推进战略东移计划的背景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还深受其亚太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即通过把亚太战略扩展为“印太”战略,来巩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加强对东亚崛起大国的战略包围。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战略探析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通过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模式,拜登政府力图提升国内网络安全水平。对战略对手的打压和以意识形态为纽带纠集盟友是美国政府的关注重点。美国调整网络空间战略希望达到多重目标,包括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及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遏制俄罗斯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提升美国自身的网络威慑能力,以及发挥盟友与合作伙伴的潜力等。拜登政府的战略调整将对国际网络空间产生深远影响,表现在供应链和标准领域的“脱钩”、网络空间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受到掣肘,以及网络军备竞赛升温。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更注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强调数字空间“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力图用西方价值观引导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技术标准的发展。然而,强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将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并对数字时代的全球科技进步和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了稳定和重建上,同时重启公共外交这一思想武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对外战略。塞拉利昂是典型的"失败国家",美国在该国综合运用单向输出、双向交流和双边合作三种公共外交模式,以加强对多党民主制、选举制的宣传,影响其政治重建进程;加大在社会服务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援助,帮助其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重点投资女性和年轻人,以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他们的吸引。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既对其稳定和政治重建过程施加了影响,又服务于美国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总体战略。     

“拉森”号事件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拉森"号事件是美国对华南海举措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局面的形成,此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该事件起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经过5个多月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才最终付诸实施。该事件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强硬南海政策的内部整合,威胁并逐步动摇了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基础。该事件之后,美国在支持第三方同中国在南海对抗上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威慑举措;而对华武力威慑举措往往难以奏效,美国国内强硬派便寻求重新设定中美关系以扭转局面;由于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和美国大选时间上耦合,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设定的呼声增强。这些趋势已经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大体证实。     

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传统研究中,学者往往基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视角,很少关注国家安全方面。为弥补这一不足,文章通过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和安全为一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与传统研究结论相比该逻辑有三大变化：一是保持美国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出,成为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首要目标;二是美国制度性权力的源泉,从过去的“国内市场准入+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转向“安全提供能力+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即用“国际安全提供能力”替代“国内市场准入”,作为吸引(甚至逼迫)规则合作伙伴的重要筹码;三是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基调,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托框架。受上述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将回到“有限全球化”,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体系被严重破坏,新规则领域或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

美国利用美西战争从菲律宾到东南亚的扩张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在地缘政治上,它是美国国内外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关系形成合力的体现。美国进攻菲律宾与菲律宾所居地理环境、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动机和地缘政治格局等相关。美国从东南亚到亚太的地缘政治布局是从菲律宾到整个东南亚、亚太和中国三重纵横关系入手的,其运行是先布点后连线再占面,终使其地缘战略空间从东亚大陆广延到太平洋、印度洋并穿连大西洋甚或北冰洋。它对世界地缘政治型态、性质、价值和空间关系变化的深远影响至今犹然。现今,在应对美国不论是重返东南亚或亚太还是推行再平衡战略的挑战中,探溯美国利用美西战争从东南亚扩张到亚太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历程,不仅可填补国内对此研究之空白,而且可能有着重要的引鉴价值。     

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与因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由此,本文试图回答情绪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亦即情绪分析的路径,以及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情绪与理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情绪理性研究既有认知神经科学的微观实验基础支持,又得到了国际政治世界以及跨文化群体研究的经验证实。探讨情绪理性及其战略功能,已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情绪理性研究路径的展开与深入,有助于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诸如认同、信任、威慑以及声誉等。     

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

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发生的一场战争。基于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印度的国内政治、领导人个性、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于边疆稳定的需求是影响战争发生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认为引发战争的诸多因素中,想象的单边默契这一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之一是中国关于边界的"暂维现状"政策并未被印方所正确认识,后者在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中印边界冲突的升级;表现之二是印度对中印权力非对称结构的错误认识,导致中国的战略协商与威慑未能奏效,只能选择以武力的方式回应危机。在权力非对称维度下,研究国家单边默契思维的战略效应,对于分析国家的战略文化以及解决与中国相关的领土争端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九一一事件对国际战略态势的深刻影响

九一一事件对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现实而长远的.虽然它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但却使世界基本矛盾重新排列,恐怖与反恐怖、称霸与反称霸的矛盾再次以政治军事斗争焦点的形式表现出来;战略力量对比重新组合,美国势力明显强化;美国军事战略开始重大调整,"确保美国安全"的战略更加显现;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版图将重新划定,大国在中亚地区已经展开空前的争夺;"反恐战争后遗症"将长期存在,中亚地区有可能出现新的动荡乃至冲突.九一一事件将使中国西部安全问题再次凸显.反恐战争的泛滥化和扭曲化,将有可能扼杀地区和平.